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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快讯
美國「再工業化」何以艱難?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歐巴馬政府開啟「再工業化」戰略; 2017年以後,特朗普延續了這種願景,啟動“再工業化2.0”。 二者的政策目的均為重新發展美國製造業,且都支援加大基建投資。
在歐巴馬和特朗普時期,美國“再工業化”成效不佳的原因較為複雜、也頗有爭議。 一方面,發達經濟體「去工業化」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另一方面,美國製造業的成本劣勢、產業政策缺乏連貫性、以金融業過度繁榮為代表的經濟結構問題、以及美元作為國際儲備帶來的“特裡芬難題”等,進一步加大了美國重振製造業的難度。
商品內需有限
1980 年代以來,與美國「去工業化」現象同時發生的是,商品消費占美國居民消費的比重持續下降。 次貸危機后,美國商品消費佔比繼續維持下降趨勢,其中耐用品消費佔比下滑更明顯,由2003-2006年平均的12.9% 下降至2010-2019年平均的10.5%。 商品消費需求的下滑,與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以及製造業就業佔比的下滑是基本吻合的。 雖然美國“再工業化”戰略在鼓勵投資方面費盡心力,但難以從根本上打破商品消費增長的瓶頸,自然限制了製造業投資和就業增長的空間。
事實上,製造業需求下滑是發達經濟體的通病,有時也被認為是一種順應經濟規律的“正常”現象。 IMF 文章《去工業化:原因與影響》(1997)認為,1970 年代以來全球“去工業化” 並非製造業發展失敗的特徵,而是經濟成功發展的自然結果; 原因在於,居民收入增長並主動增加非商品消費佔比,以及生產技術進步令製造業就業需求相對下降1。《經濟理論雜誌》在2012 年的一份研究指出,基於全球31個主要經濟體的觀察,各國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與人均GDP水準呈「倒U型」關係,暗示當一國經濟發展到較高水準時,人們對製造品的需求可能相對下降,對服務消費的需求相對上升2。 美國加圖研究所 2021 年的報告犀利指出,製造業就業的流失不僅發生在美國,也發生於其他發達經濟體中,製造業在國家經濟中的作用下降是經濟發展的正常現象,不應據此粗暴地判斷美國製造業政策的成敗3。
國際競爭加劇
在全球比較中,美國製造業成本劣勢仍然突出。 畢馬威 2021 年全球製造業成本調查報告顯示,基於 2012-2019 年數據,美國製造業“初級成本” (包括工作力、地租、水電、稅收和利率等)競爭力在17 個被調查經濟體中排名倒數第 4,不僅顯著落後於中國、馬來西亞等發展中經濟體,也不及加拿大、韓國以及大多數歐洲國家,僅好於日本、巴西和瑞士, 成本劣勢十分明顯。 其中,美國工作力成本過高是最為顯著的劣勢4。
中国制造业综合实力的上升,无疑加大了美国重振制造业的难度。2010-2019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的占比由 18.2%大幅上升至 27.3%,同期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占比均出现下滑,且远远落后于中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制造业在此时期不断迈向中高端化,与美欧的竞争加剧。2013 年以后,中国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电子设备、汽车等制造业表现尤为突出。布鲁金斯学会 2020 年的文章认为,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第四次工业革命之争”,中国相对美国具有研发投入大、产业政策优、占据全球供应链中心地位、以及更加重视技术标准等四方面优势5。
此外,布鲁金斯学会 2016 年的文章指出,美国产业政策失灵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忽视企业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6。尽管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包含丰富的优惠政策,但这可能不足以扭转部分“行业领袖”已经铺垫好的全球化之路7。以苹果公司的外包战略为例,2017-2020 年期间,尽管特朗普大力鼓励制造业回流,但苹果公司供应商中的美国企业从 2016 年的 78家缩减至 49 家,占比也下滑了 2 个百分点至8%。
产业政策“断崖”
首先,奥巴马时期政府支出未能延续高水平,或削弱产业政策效果。如前所述,奥巴马的产业政策以财政支出和补贴为核心手段。但在 2010-2019 年,美国政府支出占实际 GDP 比重呈下滑趋势。2009-2016 年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支出占 GDP比重由最高时的 21.9%,逐步下降至 18%以下;在 2017-2019 年特朗普时期进一步下降至平均 17.4%。次贷危机后,奥巴马的“再工业化”政策包含了经济纾困的成分,因此推行较为顺利;但当美国经济复苏后,财政刺激不得不退坡,产业政策空间也更受束缚;2014 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掌控参议院,令这位“跛脚总统”更难有所作为。
其次,政党轮替破坏了产业政策的连贯性。奥巴马和特朗普支持的细分行业有明显区别,意味着政策未能持续稳定地支持相关制造业深耕。例如,奥巴马支持发展汽车行业,大力补贴美国两大汽车公司,汽车行业投资在 2010-2014 年期间大幅上升;但特朗普时期再无相关政策,相关投资也随之萎缩。又如,奥巴马出台《清洁能源计划》力挺新能源发展,也一定程度上通过严格的环保政策限制化工行业发展;而特朗普上台后否决了《清洁能源计划》、大力支持传统能源发展,化工行业投资明显回升。
再次,特朗普的“逆全球化”政策对于制造业发展可能弊大于利。从结果上看,2017-2019 年特朗普时期美国制造业贸易逆差反而加速扩大。特朗普的政策对美国制造业的负面影响来自多个方面:一是,特朗普的贸易保护遭遇他国反制,美国制造商的出口成本也被迫上升;二是,贸易壁垒反而令部分制造商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的成本上升;三是,特朗普时期有关海外利润的税收政策,反而鼓励“外包”而不是“回流”8。以医药行业为例,新的税收政策鼓励医药企业增加海外有形资产投资,以提升税收豁免基数,这反而令更多制造环节“外流”。数据显示,2018 年税改政策(TCJA)实施以来,美国医药制造业进口上升明显快于出口、贸易逆差扩大。
金融发展过度
美国金融业繁荣可能侵蚀制造业发展空间。BIS 在 2015 年的工作论文指出,全球 20 个地区过去 30 年的数据显示,金融业对实体经济存在挤出效应。其模型分析认为,一方面因为金融业倾向于支持资产更具有质押性(有形资产占比高)但生产率较低的项目,另一方面因为金融业可能吸引高技术劳动力从研发密集型产业流出9。次贷危机后,美国超宽松货币政策之下,大幅下降的利率为金融服务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美国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由 2003-2006年平均的 19.9%上升至 2010-2019 年平均的 20.4%。但美国金融业的繁荣似乎并未带来实体经济的繁荣,而更可能挤占制造业发展空间。例如,尽管美国政府希望加大高端制造业人才储备,但由于金融业薪酬较高,制造业企业在人才争夺战中自然处于劣势。2010-2019 年,美国金融业薪酬增速进一步超过制造业,截至 2019 年金融业平均薪酬高出制造业 30%。
金融市场繁荣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投资短视化。《美国事务》2022 年秋季报告指出,美国上市企业过于关注短期资本回报最大化,导致长期投资不足:2009-2018 年,标普 500 成分公司将 91%的净利润以股票回购或股息的形式分配给了股东,这意味着用于研发、设备投资和流程优化的部分十分有限10。数据显示,2000 年初美股上市公司的资本开支是回购与分红总额的两倍,但次贷危机前后,上市公司资本开支的占比明显下降。在 2018 年特朗普减税后,企业倾向于将增长后的税后利润更多用于股票回购与分红,而不是增加资本开支11。
美元指数升值
次贷危机后,随着美国经济成功复苏,美元呈现走强趋势。2010-2019 年期间,美元指数累计升值约 20%。奥巴马政府支持“强美元”,希望国际社会对美元重拾信心;特朗普政府虽然支持“弱美元”,以捍卫美国商品出口竞争力,但美国经济增长良好、美联储处于加息周期(2016-2018 年),美元指数持续获得支撑。此外,2010-2019 年欧洲经济受欧债危机冲击较深、复苏较缓,日本经济则仍陷长期通缩,欧日货币政策更为宽松,进一步促使美元走强。
美元升值对美国制造业出口产生负面影响。历史上,当美元实际有效汇率(REER,衡量相对于贸易伙伴的货币价值)走高时,美国净出口往往加速下降并对实际 GDP 产生拖累。虽然美元升值意味着国内购买力上升,但出口竞争力下滑对制造业的负面冲击更为显著。据纽约联储报告(2015)测算,若美元汇率在一个季度内升值 10%,将导致此后全年实际出口金额下降 2.6%,但进口成本不会显著下降(原因在于外国出口商会调高产品价格),最终或将令净出口对美国 GDP 的拉动下降0.5 个百分点;而且,美元升值的负面冲击可能会持续数年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