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政治局會議提及的“跨週期”調節？

发布时间：2021-09-18

本文聚焦兩次年中政治局會議提及的“跨週期”這一關鍵字。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討論借鑒了陳昌盛（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和楊光普（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主任科員）在“我國宏觀政策跨週期調節的邏輯與近期重點”一文中的部分觀點。

一、連續兩年的年中政治局會議均提及“跨週期”表述

2020年7月30日的政治局會議提出“完善宏觀調控跨週期設計和調節，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這是官方首次提出“跨週期”這一表述。

隨後2021年7月30日的政治會議亦提出“要做好宏觀政策跨週期調節，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統籌做好今明兩年宏觀政策銜接，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時隔一年後，再次提及“跨週期”。

連續兩年的年中政治局會議均提及“跨週期”應有特別考慮，畢竟去年7月以來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其他政治局會議均沒有再提及“跨週期”這一表述。

二、何為跨週期？以及跨週期與逆週期有何區別？

（一）“跨週期”調節的基本內涵

“跨週期”調節是相較於“逆週期”調節而言，可以將其視為是對“逆週期”調節內涵的豐富與升級，其實質是既強調熨平短期經濟波動、又兼顧中長期的高質量發展。整體上看，“跨週期”調節的內涵實際上可以用三個關鍵字來解釋，即“平滑短期波動”、“引導中長期方向”以及“力度上適可而止”。

1、宏觀政策跨週期調節是指解決中長期發展問題的宏觀調控框架或體系，即在避免經濟運行短期內出現較大波動的同時，更注重從中長期維度來評估總體形勢，即在抑制短期經濟波動和推動中長期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找到平衡。

2、“跨週期”調節本身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動態的。事實上，兩次年中政治局會議在提及跨週期時有著不同的出發點。具體看，

（1）去年的年中政治局會議旨在通過跨週期設計和調節來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長期均衡，更強調穩增長與防風險之間的協調與轉換，較為突出防風險；

（2）今年的年中政治局會議則更強調統籌做好今明兩年宏觀政策銜接、以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即更強調銜接，較為突出穩增長。

3、“跨週期”調節本身致力於構建破解週期性、結構性、體制性問題的新型宏觀調控方式，更強調綜合施策、多措並舉、統籌協調和提前預判，在傳統需求管理型政策之外，還會統籌區域政策、產業政策等其他領域的相關政策。

4、“跨週期”調節的關鍵在於處於好短期波動與中長期發展、結構性力量與週期性力量、逆週期與順週期、國內與國外等之間的關係。回到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領域的跨週期政策時，“跨週期”調節的內涵主要體現在：

（1）實施貨幣政策時，既要考慮流動性的適度、資金成本的適當、M2與社融與經濟增長的匹配，也要考慮降低融資難度與成本、提高融資的便利性、保持物價穩定、防範金融風險、暢通傳導機制等中長期目標。

（2）實施財政政策時，既要考慮乘數效應、擠出效應，也要考慮財政負擔、債務風險、支出效率、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增減稅基稅源等中長期目標。

（二）“跨週期”調節與“逆週期”調節之間的五點差異

“跨週期”是對“逆週期”內涵的豐富與昇華。二者的差異主要體現在：

1、“逆週期”調節是1929年大危機以來各經濟體普遍採用的宏觀政策，其理論背景是凱恩斯的需求側管理，即更加強調“需求側”調整；而“跨週期”則是由我國特別提及，兼顧供給側與需求側，屬於我國在宏觀調控領域的政策創新。

2、“逆週期”調節致力於減輕短期經濟波動、熨平經濟週期過渡階段的短期衝擊，即更加強調“短期”與“時效”；而“跨週期”調節則更加強調“中長期”與“品質”，從而實現經濟在中長期內的可持續增長。

3、“逆週期”調節更加強調“相機抉擇”或“靈活調整”，側重於在經濟出現波動時的精准施策；而“跨週期”調節則更強調“提前預判”或“未雨綢繆”，從跨週期（中長期）的視角評價政策的力度與負面影響，在穩增長的同時也會兼顧防風險（如特別關注赤字水準、債務率以及宏觀杠杆率等）。

4、“逆週期”調節的政策工具相對單一，主要包括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等傳統需求管理政策；而“跨週期”調節則在傳統需求管理政策之外，還會強調其與中長期戰略規劃、就業、區域和產業等政策間的統籌協調，即所謂的“多措並舉”和“綜合施策”。

5、“跨週期”調節更加強調中長期內的預期管理，即關注政策調控的力度和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注重適可而止（即不會一竿子捅到底和不會一次性把政策底牌全部亮出）、政策不會過於寬鬆亦不會過於緊縮，強調理順政策的預期引導機制、降低不確定性，避免市場主體在單一方向形成過度預期。

（三）為何突出強調“跨週期”調節？

強調“跨週期”調節的原因有三個，一是為了彌補傳統“逆週期”調節的不足，二是為經濟中長期高質量發展提供適宜的政策環境，三是更有效應對國內外經濟和政策週期的差異。

1、和傳統經濟金融危機不同，疫情對經濟的衝擊同時體現在需求、供給以及預期等多個層面，因此單純以“需求管理”為主的“逆週期”調節弊端較多。

2、疫情以及經濟修復進程的反復導致大週期中嵌套著多個小週期，使得經濟運行的反復性與複雜性遠超預期，不僅加大了宏觀政策調控的難度，也使得傳統“逆週期”調節在時效、覆蓋面以及力度上很難契合經濟基本面的進程，同時“逆週期”調節政策的正常化進程也會時常面臨干擾。

3、由於疫情與經濟修復進程的差異，使得國內外經濟週期與政策週期也呈現出明顯的不同步，使得我國的宏觀政策既需要考慮如何跨越自身週期，還需要考慮如何應對其他經濟體的經濟和政策週期，這種差異體現在我國經濟最先衰退、也最先修復、最先回到疫情前水準、也最先感受到經濟下行壓力，與之相對應我國政策層面最先減弱力度以及最先回歸正常化。具體看，

（1）疫情自2019年12月開始在我國爆發，2020年1月開始採取管控措施，2020年4月開始出現緩解；海外經濟體的疫情則自2020年3月開始爆發。

（2）與上面相對應，我國經濟運行低谷出現在2020年一季度，歐美經濟體的經濟運行低谷則出現在2020年二季度。

（3）我國經濟自2020年二季度開始趨於修復，整體上修復時間領先其他經濟體2-3個季度左右，同時修復進程也比較快；而就海外經濟體而言，美國經濟恢復最早最快（自2020年四季度開始），歐洲次之，日本緊隨其後，其他抗疫能力較弱的經濟體更慢。

（4）由於恢復較快較早，使得我國經濟也較經濟體最先回到疫情前水準，並最先從疫情前水準重新趨於下行。

例如，今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經濟下行壓力開始趨於上升，而此時歐美經濟體恢復態勢則有加快跡象，呈現出典型的不同步現象。

（5）與疫情進程、經濟修復步伐相對應，各經濟體的宏觀政策節奏也呈現出一定的差異。我國自2020年5月政策力度開始減弱（如更加強調“防風險與穩杠杆以及緊信用”）、自2020年12月政策開始回歸正常化，而美聯儲自2021年7月才開始釋放Taper信號，歐盟和日本的政策正常化進程還沒有跡象。

三、未來一段時期，“跨週期”調節政策可能會如何實施？

總體看，“跨週期”調節政策的實施主要取決於國內經濟基本面及內外環境的差異。因此未來一段時期，“跨週期”調節政策的實施方向大致如下：

（一）將“保持四季度以及明年經濟的平穩運行”作為重中之重。這是近期政策層面多次強調的政策目標。考慮到今年經濟增速是前高後低，意味著明年大概率會是前低後高，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實際上數據較低應是可預期的，即明年上半年面臨的壓力會更大，數據上不會好看。實際上今年8月的經濟數據已經呈現出這樣的特點。

基於此，為避免市場形成“下行慣性”和經濟基本面惡化的預期，政策層面肯定會有所行動、貨幣政策層面應會比較友好，將穩增長作為四季度及明年上半年的主要基調，如強調把明年的信貸額度、預算內投資和地方債券額度前置到今年四季度投放、使用和發行，以今年底和明年初儘快形成實物工作量，避免明年經濟在下半年的基礎上繼續下行。

（二）關注並平衡好經濟運行中的週期性力量與結構性力量，在新舊動能轉換的過程中，既要維護好新動能的成長，也要對沖好舊動能的衰減，這裏的舊動能主要體現在能耗“雙控”對產能釋放的抑制、金融嚴監管對貨幣乘數效應的抑制、地產調控和防範化解風險對投資增長的抑制等方面。

考慮到新動能的成長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理解為保持後面三個季度經濟的平穩運行，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在舊動能的政策層面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放鬆（如地產政策層面）、起碼力度上不會更強甚至還會有所減弱，不過參照“跨週期”調節的內涵，預計這個放鬆持續時間應不會太長、力度也會適可而止，明年二季度後經濟下行壓力減輕後會重新趨緊。

（三）處理好穩增長和防風險之間的關係，防止在處置局部風險過程中引發次生風險或系統性風險，特別是在地方隱性債務風險方面，即統籌做好財稅體制改革、地方政府債務化解、貨幣金融體制改革、國企改革以及人口政策調整與養老保險改革等多重工作，為應對新的不確定性留足政策空間。

（四）針對大宗商品價格持續高位運行、PPI與CPI剪刀差持續拉大這一現象，未來政策層面需要更加重視物價管理，特別是要處理好環保限產、能耗“雙控”與大宗商品保供之間的關係。

（五）強化不同政策之間的協調，避免政策打架或效應相互抵消。特別是在碳達峰行動方面，要儘快出臺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糾正運動式“減碳”，避免傳統產能過快收縮。

*本文來自濤動宏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