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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市場央行再現“加息潮”

今年以來,在經濟逐步復蘇通脹快速回歸的背景下,不少新興市場央行開啟了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近期,隨著美聯儲政策信號由“鴿”派轉“鷹”派,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可能性上升。部分新興市場央行為了提防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收緊的外溢效應,掀起了新一輪的“加息潮”。 自上月以來,智利、巴西、俄羅斯和墨西哥等新興市場經濟體先後上調利率。 當地時間8月4日,巴西央行宣佈加息100個基點,關鍵利率將從4.25%上調至5.25%。這是巴西央行今年以來連續第4次加息,此前3次加息幅度均為75個基點,最新的這次加息更是創下2003年以來最大的單次加息幅度。巴西央行預計,下次會議還將按同樣的幅度加息。 7月23日,俄羅斯央行將基準利率提升100個基點至6.5%,這次加息幅度是2014年盧布危機以來最大的一次。在本次加息後,俄羅斯央行年內已加息4次,累計加息225個基點。 智利央行和墨西哥央行也在近兩個月中完成了3年來的首次加息,分別將利率上調25個百分點。 消費需求反彈,但與經濟復蘇相伴而生的是高通脹,這是促使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搶跑”加息的主要原因。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的《2021年第二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稱,“疫情發生期間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實施超寬鬆貨幣政策,流動性極度充裕,貨幣大幅增長,同時全球經濟復蘇表現出需求回暖階段性快於供給恢復,晶片持續短缺、運費屢創新高,給大宗商品和耐用品價格帶來較大上漲壓力。”可以看到,全球通脹水準短期上升已成事實。 事實上,在截至今年6月的12個月裏,巴西通脹率已超過8%,是官方設定的2021年通脹目標3.75%的兩倍多;俄羅斯央行預測,今年的同比通脹率將在5.7%至6.2%,遠遠高於央行4%的目標,隨後在2022年會回落至4%至4.5%,並在2023年進一步回落至4%;墨西哥通脹目標為3%,但今年4月就觸及了近6.1%的歷史峰值,此後始終徘徊在這一水準附近。 和發達經濟體不同的是,新興市場經濟體通常“等不起”。即使是短暫的通脹也會嚴重影響其貨幣的幣值,並損害公司和家庭償還債務(通常以美元或歐元計價)的能力。 此外,隨著歐美發達國家進入經濟復蘇後半場,不少美聯儲官員近期都在向“鷹”派方向轉變,這也加大了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政策壓力。從歷史數據來看,美聯儲貨幣政策溢出效應對新興市場經濟體造成的負面影響尤為明顯。危機發生時,美聯儲通過極其寬鬆的貨幣政策救市,其實也是把本國調整的成本轉移給其他國家。在經歷了短期資本流入、本幣升值、資產價格上升與杠杆率攀升後,新興市場經濟體隨著美聯儲重返貨幣政策正常化軌道將面臨新挑戰。 美聯儲的大規模量化寬鬆(QE)政策往往會導致資金加速流入新興市場。在美聯儲降息壓低短期利率或者通過QE壓低長期利率時,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央行也會跟隨降息。但因為考慮本國通脹等原因,其力度往往小於美聯儲,因而增大了兩國利差。美聯儲的寬鬆政策降低了美元匯率以及借貸成本,美國資本會借美元投資到相對利率更高的發展中國家,以尋求更高回報。中國銀行研究院發佈的數據顯示,2020年10月至2020年11月,由於美聯儲貨幣政策釋放流動性空前加大,加之部分國家和地區疫情狀況出現改善,帶動證券組合投資快速流向新興市場經濟體。美聯儲寬鬆貨幣政策帶動投資者青睞新興市場經濟體證券組合投資,以彌補美國資產較低的回報率。 然而,隨著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的到來,利率上升將使得此前流入新興市場的資本大規模外逃。國際金融協會(IIF)數據顯示,7月新興市場投資組合淨外資流入大幅放緩,淨流入新興市場股票和債券投資組合的外國資金減少至77億美元。IIF表示,這主要是因為投資者受到美聯儲“鷹”派立場以及監管政策等因素打擊,令資金大量流出新興市場股市。7月,新興市場股市流出105億美元,為10個月來最差數據。此外,MSCI新興市場指數目前已比2月中旬的峰值低逾7%。中國人民銀行報告表示,未來若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步伐加快,可能引發金融市場估值調整,增大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資本流出和匯率貶值壓力,債務償付和再融資風險上升。 在多重風險下,加息成了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共同選擇。中國銀行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趙雪情在接受《金融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部分相對脆弱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貨幣政策困境,不得不從根本上轉向。提前轉向,會危害經濟復蘇進程,但轉向“滯後”同樣面臨通脹以及金融震盪的危害。全球經濟正在復蘇,但面臨分化風險。新興市場經濟體在疫情防控、財政貨幣政策、融資能力等方面空間有限,與發達經濟體的復蘇節奏及動能存在差距。同時,新興市場之間的差距也在拉大,中國為代表的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更具韌性,但另一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在經濟結構、對外依賴度、國際收支等方面存在較大短板,會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 不過,雖然發達經濟體政策轉向對新興市場的影響不可避免,但市場分析師普遍認為,近年來新興市場經濟體更強勁的經常帳戶餘額以及外匯儲備增長,有利於他們抵禦可能發生的國際市場外部衝擊。IIF以外債、經常帳戶赤字和國際直接投資相對外匯儲備的比例來衡量新興市場的經濟脆弱性發現,大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都比2013年時更為健康。彼時遭受衝擊最為嚴重的南非、巴西、印度、印尼和土耳其,目前的經常帳戶赤字平均占GDP的0.4%,大幅低於2013年的4.4%。 整體而言,新興市場經濟體情況好於2013年,大概率不會重現“縮減恐慌”。 *本文來自金融時報

202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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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升:香港IPO申请创新高,上市咨询数量激增

港交所CEO歐冠升,昨日(8月11日)主持上任後首個港交所業績發佈會。 歐冠升表示,港交所今年取得歷來最佳半年度表現。在新股市場暢旺、市場交投活躍及滬深港通的強勁增長帶動下,期內收入及盈利皆創出新高。雖然未來宏觀環境挑戰重重,但我們會沉著應對,繼續致力提升市場吸引力,回應客戶所需,推動業務穩步向前。香港交易所將會繼續砥礪前行,昂然迎接挑戰、擁抱機遇。 上半年表現喜人 今年上半年,港交所共迎來46只新股在香港上市,包括4家生物科技公司、4家來港作第二上市的發行人、3家採用不同投票權架構的公司。前六個月IPO募資總額達2,120億(港元,下同),為去年同期的兩倍多。 今年上半年,日均成交額打破半年度紀錄,高達1,882億元,按年升逾六成,港交所上半年盈利按年增長26.31%至66.1億元,創半年度新高。不過,第二季度港股較為疲弱,港交所第二季盈利按年減少6.76%至27.7億元,按季跌27.86%,低於市場預期;收入按年增加3.77%至49.53億元,按季減少16.84%,其中主要業務收入按季跌16.8%至45.69億元。 200間企業正在排隊申請,越來越多諮詢香港IPO 近期內地、美國監管屢次出手收緊內地企業上市,赴美上市逾顯困難,可能有利於香港市場。例如,中國企業赴香港上市可能被豁免網路安全許可要求,而在美國上市就需要滿足這個要求;另外,美國也加強了對中國公司上市的審查,並讓一些中國大公司退市。 歐冠升在業績發佈會上指出,港交所目前有約200間企業正排隊IPO申請上市,等待發行數量「顯著而健康」。 隨著監管行動的開展,一些公司正在評估市場狀況和上市地點,而港交所收到越來越多關於香港上市的諮詢。 港交所會確保自身市場的吸引力,讓企業作出選擇,並依然相信資本、資訊自由流通是資本市場運作的最佳方式。 歐冠升指,上市新規已推行三年,新經濟醫療及資訊科技業集資額增長強勁,其中新經濟公司由2018年占整體交投量的4%,增至今年30%。此外,香港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市場,相信未來除內地外,會越來越多東南亞及其他地區的生物科技公司願意來香港上市。 香港市場十分具有韌力 相關監管消息帶來市場波動,令港股的交投量曾一度大增,但資本市場中長期發展需具有穩定環境,相信在相關的監管消息被投資者消化後,市場會回復正常情況。 歐冠升認為,內地監管互聯網行業與其他國家沒有太大分別,各地也在尋找監管新經濟行業的最佳方式。歐冠升又指,難以估計不同地緣政策影響,但認為過去兩年香港處於艱難期,港交所日均成交累升兩倍,香港市場十分具有韌力,也相信香港市場韌力可持續。 即將公佈SPAC上市諮詢,繼續研究、改善來香港上市方式 港交所將於今年秋季公佈潛在的SPAC(特殊目的收購公司)上市機制,將有助於增加赴港上市企業數量。歐冠升表示,港交所、香港證監會將在「幾周後」就SPAC上市機制徵詢市場意見,目的是提供高質量同時做好投資者保護的上市框架。 歐冠升指未來將著重持續優化市場微結構,以及繼續研究改善和簡化海外發行人來港上市方式。他表示擬推動業務創新,如運用技術方案推動市場結構現代化,例如FINI、 Synapse,持續改良上市制度,作為企業上市選擇地,開發多元化的產品,覆蓋不同資產類別。歐冠升續指,擬探索疫後全球發展大趨勢,例如ESG、大數據及另類資產類別。 歐冠升也提出,港交所需組織架構調整,讓交易所能進一步與客戶合作共贏,提升營運、技術及人員質素,透過合作、創新及賦權,提升問責和業績,同時投資人才、技能及科技。 就有關股票印花稅正式上調的問題,歐冠升表示,理解政府有需要增加收入,但日後會繼續通過不同的方法確保本港股市維持效率及競爭力,並會與政府商討尋求其他降低交易成本的方法。他又指,由於股票印花稅剛上調,現仍需時觀察對業務的影響。 中國資本市場未來可期,有望增至100萬億美元 歐冠升表示,中國資本市場未來10年可增長至100萬億美元,對上海、深圳、香港以至深圳都有金融發展機會。他補充,所指的資本市場包括股市、債市,而中國GDP十年後可望達30萬億美元,以資本市場約為GDP的3倍計算,認為估算合理。 據港交所、WIND數據,港股總市值約47.7萬億港元、深滬A股總市值81.3萬億元人民幣,而內地債市總存量約122萬億元人民幣,三者合計折合約37.5萬億美元。 展望未來 展望未來,歐冠升稱,港交所2021年上半年平均每日成交金額創新高,滬深港通持續向好,成為重要的收益來源,而香港新股市場勢頭強勢,疫苗接種率持續上升,前景可望審慎樂觀。不過,低息環境持續對投資收益不利,而港交所會繼續穩步落實戰略、審慎管理成本、投資科技發展、妥善管理人才與風險,秉承以客為本的宗旨。 歐冠升表示,從上任到現在,依然相信港交所不用重大改變現有發展策略,「立足中國」繼續是核心優勢,為內地企業的高速增長提供融資支持、滿足中國境內尚未開發的龐大資金的投資需求,爭取優化及拓展滬深港通及債券通、探索快速發展的中國資本市場(包括大灣區)價值鏈上各個環節所潛藏的新機。 歐冠升表示,宏觀環境上,全球地緣政治局勢仍然複雜及不明朗,市場需要更多的互聯互通,而香港將繼續擔當國際金融中心及「超級聯繫人」的重要 角色。全球投資者投資亞洲及中國比例不斷提高,但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本文來自格隆匯

202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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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債、樓,美國市場最大的泡沫在哪里?

疫情爆發以來,美聯儲採取的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美國各類資產普漲。具體看各類資產是否存在估值“泡沫”,1)儘管具備較高的盈利水準,當前美國股票市場估值仍存在過高的風險;2)考慮總體上升的租金回報率和不斷下行的杠杆率,美國房市當前仍處於相對健康的水準;3)供需的錯配是導致當前美國長債收益率與通脹走勢背離的主因,未來隨著Taper預期漸進,10年期美債價格或面臨顯著下跌風險。數據層面,7月發達市場跑贏新興市場;大宗商品價格總體上行,避險貨幣顯著上漲。全球市場風格分化,發達市場大盤/成長跑贏,中國市場則中小盤/價值跑贏。資金流來看,全球資金維持流入中國及新興市場,其中美股偏好成長板塊。 本月聚焦 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美聯儲採取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以托底經濟,大量放水帶動美國各類資產價格普漲。隨著美國就業數據逐漸轉好,Taper預期漸進,需警惕未來或出現資產估值“泡沫”破滅的現象。儘管從總體漲幅上看,我們判斷美國市場股市>房市>債市,但結合各類資產的估值水準,我們判斷總體風險上,債市>股市>房市。 1)股市:當前SPX和IXIC指數股權風險溢價分別為2.1%和-0.4%,遠低於歷史均值,表明美股的確存在估值過高的風險。具體看,SPX和IXIC指數當前動態PE分別為21.4和30.8倍,接近歷史92%/94%分位水準,且遠高於STOXX600、MXCN指數的16.5和14.9倍。 2)房市:儘管截至2021年5月的一年內,美國房價漲幅高達17%,但當前美國房地產市場仍處於相對健康的水準。一方面,截至2021Q2美國房價收入比仍處於歷史均值附近(7.8),未有顯著上漲,杠杆率卻穩步下降;另一方面,疫後美國住房的租金回報率呈上升趨勢,更表明房屋實際價值有所上升。 3)債市:二季度以來美國長端國債收益率持續下行,與不斷飆升的通脹走勢形成背離。而這主要是由於今年美國國債發行的減少和TGA帳戶餘額的快速削減帶來的供需錯配導致的。未來隨著美國經濟的穩步復蘇及Taper漸進,10年期美債價格或面臨顯著下跌風險。 全球大類資產表現:發達市場跑贏、大宗商品總體上行、避險貨幣顯著上漲。 7月儘管Delta變種病毒的擴散對全球市場造成一定衝擊,月中發達市場有所回調,但美股二季報強勁的業績恢復又帶動股市持續上漲。而國內對如教育、互聯網等產業境外上市的中國企業監管趨嚴壓制投資者情緒,導致中國資產大幅下跌。 總體看,發達市場跑贏新興市場,A股跑贏港股。大宗商品總體維持上漲趨勢。油價震盪上行,7月收漲0.7%;工業金屬價格小幅上漲,銅價7月漲3.6%。貴金屬價格出現分化,COMEX黃金及COMEX白銀分別變化2.6%和-2.7%。外匯方面,7月Delta病毒擴散導致全球避險情緒短期再次沖高,日元、瑞郎升值,而其他主要發達市場及新興市場貨幣多有貶值。美元指數小幅下滑0.3%。 全球股市風格顯著分化。 7月發達市場成長股持續跑贏價值股,美國、歐洲、日本市場成長股相對價值股份別變化2.4%、2.7%和0.3%;而國內受監管趨嚴影響,價值大幅跑贏成長9.0%。大小盤風格同樣分化,中國資產受對監管政策過度解讀影響眾多成長藍籌普跌,中小盤股相對大盤跑贏4.3%;美股則受益科技巨頭等財報超預期,大盤持續跑贏中小盤2.9%。 從SPX個股表現來看,7月醫藥、科技等板塊個股漲幅居前,德康醫療、鉑金埃爾默、飛塔分別上漲20.7%/18.1%14.3%;而跌幅最高普遍集中於能源及社服板塊,金沙集團、永利度假、西方石油分別下跌19.6%/19.6%/16.5%。在二季度較強的業績提振下,科技巨頭7月表現相對較好,穀歌(10.4%)、蘋果(6.5%)、微軟(5.2%)均顯著上漲。 資金流:資金維持流入新興市場及中國市場趨勢,美股偏好成長板塊。 7月儘管中概股監管趨嚴,但資金仍維持流入新興及中國市場趨勢。總的來看,7月資金累計流入發達市場和新興市場分別為444.0和66.1億美元;分別流入中國A股市場和香港市場58.8和9.3億美元。行業層面:1)美股7月資金偏好成長板塊,累計流入資訊技術、醫療保健、可選消費板塊50.8/50.3/24.2億美元;2)7月內地投資者避險情緒大幅攀升,南向資金流出港股市場538.2億港元。 風險因素: 1)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超預期,全球經濟二次探底;2)中美摩擦進一步升級;3)國內流動性收緊,外資持續流出中國市場;4)匯率大範圍波動。 *本文來自格隆匯

202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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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正確認識貨幣與通脹的關係

有觀點認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主要發達經濟體長期貨幣超發但並未出現通脹,說明貨幣和通脹之間的關係失靈,因此把央行通過資產購買擴張貨幣,作為既可以刺激經濟又不會帶來通脹的“靈丹妙藥”。對此,要合理看待2008年危機後和2020年疫情後兩種量化寬鬆政策的區別,正確認識貨幣和通脹之間的關係。 一種是以增加基礎貨幣為主的量化寬鬆政策,真正的貨幣增長有限。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的近十年,儘管主要發達經濟體長期處於低通脹的成因較多,包括供給端的全球化、技術進步,需求端的人口老齡化、債務透支、貧富分化等;但從貨幣視角看,2008年三季度末至2017年末,美、歐、日央行雖然實施量化寬鬆政策,大幅擴表增加基礎貨幣,但貨幣供應量(廣義貨幣)的年均增速僅分別為6.5%、2.8%和2.7%,與同期3.1%、1.8%和0.4%的名義GDP平均增速大體相當,這是發達經濟體沒有引發明顯通脹的根本原因。 應當看到,在現代銀行信用貨幣制度下,貨幣創造的直接主體是銀行而非央行,央行購買國債等量化寬鬆並不必然帶動貨幣增長。基礎貨幣不同於貨幣,基礎貨幣主要是滿足銀行體系準備金和支付清算的需要,而貨幣才是經濟主體使用流通的資金,是由銀行通過貸款等資產擴張創造的。從長期看,貨幣與通脹關係密切,而不是基礎貨幣。2008年危機後,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央行購買國債,增加了銀行體系的超額準備金,但由於央行只是主要購買了市場上的存量國債,並沒有明顯的財政赤字貨幣化,且銀行體系通過貸款創造貨幣的積極性也不高,使得這部分超額準備金淤積在銀行體系,貨幣並沒有顯著增加。從金融危機前的2008年8月末至2017年末,美、歐、日央行資產負債表分別累計擴張了375%、209%和375%,而同期貨幣供應量僅分別累計增長了80%、30%和27%,擴張幅度明顯落後。 另一種是疫情後央行和財政配合大量增加貨幣的量化寬鬆政策,推動2021年全球通脹明顯升溫。2020年疫情暴發以來,面對疫情衝擊、為支持經濟恢復,主要發達經濟體實施了極度寬鬆貨幣政策和大規模財政刺激的政策組合,由政府主導推動貨幣增長。從背後的機理看,央行購買國債增加超額準備金,財政新增發債推動銀行超額準備金轉為財政存款,財政向家庭、企業支出使得財政存款轉為經濟主體存款,這些行為相互交織配套,貨幣因此增加。2020年,美聯儲共購買了約52%的新增國債,由此支持財政支出形成的貨幣供應量占美國新增M2的61%。2020年末,美、歐、日貨幣供應量分別同比增長24.9%、12.3%和7.6%,而名義GDP增速分別為-2.3%、-5%和-4%,貨幣增長大幅偏離了名義GDP增速。從物價走勢看,美國通脹形勢最為嚴峻,其貨幣擴張相對名義GDP增速的偏離也最大。6月美CPI達到了創13年新高的5.4%,較上年末上升4個百分點,當月歐、日CPI分別較上年末上升了2.2個和1.4個百分點。還應當看到,政府主導增加廣義貨幣,也會帶來破壞財經紀律、損壞銀行體系市場化貨幣創造能力、經濟內生活力不足等諸多不利的後遺症。 總體而言,貨幣與通脹的關係沒有變化,貨幣大量超發必然導致通脹,穩住通脹的關鍵還是要管住貨幣。當前我國通脹壓力整體可控,這很大程度得益於我國貨幣供應量增速自去年5月起就領先其他大型經濟體逐步回歸正常,今年6月末我國M2增速為8.6%,與疫情前基本相當,與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從宏觀上穩住了物價。下一步,貨幣政策要堅持穩字當頭,穩健的貨幣政策靈活精准、合理適度,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堅持央行和財政兩個“錢袋子”定位,從根本上保持物價水準總體穩定。 *本文來自格隆匯

202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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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新低!現貨黃金一度失守1700美元大關,未來仍能看漲?

上周美國非農就業數據的影響持續發酵,疊加歷史上接下來數月黃金的走勢歷來疲軟,導致現貨黃金今日延續跌勢,一度跌至3月來新低。 對於黃金後續中長期走勢,市場目前依舊存在分歧。有機構預期黃金將進一步跌至1600美元關口,但也有對沖基金堅定看好,認為黃金將重回3000美元大關。 現貨黃金跌至3月來新低 在上周創下7周最大跌幅後,現貨黃金在今日亞太市場盤初,再度大幅走低,一度失守1700關口,創3月以來新低1609.03美元/盎司,跌幅約4%,且在開盤不到一小時的時間裏,累計跌幅超過70美元,至少是1月8日以來最大跌幅。隨後出現反彈,截至記者早上發稿時,現貨黃金已回升到1734.71美元/盎司。 黃金近期跳水的最大原因是上周公佈的美國就業數據強於預期,使市場預期美聯儲可能很快開始縮減規模空前的貨幣刺激措施,而在更高的利率環境下,黃金、白銀等貴金屬相較於其他資產的吸引力就會下降。白銀現貨今日同樣暴跌3.1%至去年12月以來的新低。 美國勞工部上周五公佈的數據顯示,7月非農就業人數增加94.3萬人,超過市場預期85.8萬人。此外,勞工部還將6月非農從85萬上修至93.8萬,5月就業數據亦上調3.1萬至61.4萬。勞動參與率也回升至2020年3月以來最高水準61.7%。 嘉盛集團全球研究主管沃勒(Matt Weller)此前曾撰文表示,如果就業報告強勁,那麼美聯儲有望在本月晚些時候的傑克遜霍爾全球央行會議上宣告縮表。 AMP Capital的投資策略主管兼首席經濟學家奧利維(Shane Oliver)稱,“市場擔心,如果經濟增長非常強勁,那麼可能會推動美聯儲縮減政策。”他預期,“美聯儲很有可能在9月宣佈量化縮減,並在今年晚些時候真正開始行動。” Blue Line Futures的首席市場策略師斯特萊博(Phillip Streble)也預計美聯儲將在今年9月宣佈縮減資產購買計畫,但他預期真正開始縮減要到明年1月初。 多位美聯儲官員上周也對儘快量化縮減表達了支持。達拉斯聯儲主席卡普蘭(Robert Kaplan)上周三表示,他認為美聯儲應該儘快開始逐步減少債券購買的步伐,這樣的好處是可以使美聯儲在加息問題上有更大的靈活性,以便保持“耐心”。 “只要我們在7月和8月就業數據方面繼續取得進展,我認為我們最好儘快開始調整這些購買行為,這能給我們盡可能多的靈活性,以便在利率上保持耐心。”他稱。 美聯儲副主席克拉裏達上周三也表示,加息的條件可能在2022年年底前得到滿足,為2023年初開始行動鋪路。美聯儲理事沃勒上周四表示,美國經濟復蘇進展迅速,勞動力市場正在改善,美聯儲可能會比一些人預期的更早開始撤走寬鬆貨幣政策。 在傑克遜霍爾會議前,美國本周還將公佈7月通脹數據,並迎來多位美聯儲官員講話,會成為投資者的最新關注。 除美聯儲政策預期外,黃金歷史上在接下來數月的走勢偏軟也影響了黃金市場投資者的情緒。過去十年,黃金價格通常會在8月上漲,但從9月開始的幾個月往往走勢疲弱。2010年以來,黃金有7年在8月上漲,但其後的9、10、11月均錄得下跌,其中9月錄得下跌有8次,10月錄得下跌有6次,11月錄得下跌也有7次。同時,過去10年中,現貨黃金在8月平均上漲3.9%,為一年中走勢最佳的月份;9月和11月卻平均錄得約2%的跌幅,是每年表現最差的月份。如果今年依舊延續這一情況,黃金一年中表現最差的幾個月即將來臨。 對後市走勢依舊分歧 雖然如此,但機構目前對黃金後市走勢依舊分歧嚴重。 瑞銀財富管理發表報告稱,預期美聯儲將自明年初開始縮減買債,加上疫情後經濟復蘇持續,美元走強,黃金在今年底前都將在1700美元/盎司附近,明年料進繼續下跌。該行預測,明年3月底,金價將跌至1650美元/盎司,並在其後兩季度進一步跌至1600美元/盎司的水準。 花旗的月度報告也指出,從美聯儲6月議息會議以來,美聯儲對於未來經濟前景產生了結構性的轉向。相對鷹派的美聯儲可能使得下半年的美債利率進一步上行,且美元也有升值之勢,這或會繼續施壓黃金價格。不過,花旗也指出,進一步的緊縮措施尚不清楚將何時推出,且隨著經濟增長正常化,核心通脹是否會繼續超目標運行也存在不確定性。 總的來說,花旗繼續下調0~3個月黃金價格預期,同時維持12個月金價在1600美元/盎司以下的預測不變。 但對沖基金Quadriga Igneo的基金經理帕里拉(Diego Parrilla)絲毫不在乎市場對黃金價格將繼續下跌的普遍預期。他依舊預測,金價在未來3年內將升至3000美元/盎司。 “我認為,推動黃金走強的因素不僅依然存在,而且實際上已經得到加強。”近期他在接受外媒採訪時稱,投資者往往會在困難時期爭相“淘金”,“在股市崩盤和高通脹時期,這種閃亮的金屬往往能很好地保值。” 在帕里拉看來,這兩種情況都可能在不久的將來發生,投資者目前還沒有充分意識到美聯儲的大規模刺激措施的風險,比如他預計,未來10年將出現美聯儲無法控制的通脹失控。 “美聯儲一段時間來的印鈔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而僅僅是拖延了問題。”帕里拉稱,“而黃金作為一種無法僅靠列印就能存在的實物資產將受益於外在的這種高通脹環境。” *本文來自第一財經

2021-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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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理事稱美元國際地位無懼數字貨幣,對後者的必要性極為懷疑

即便美聯儲(Fed)內部已組成數字貨幣研發小分隊,美聯儲內部尚未達成共識。 當地時間8月5日,美聯儲理事Christopher Waller在美國企業研究所(AEI)講話稱,美聯儲並沒有發行數字貨幣(CBDC)的必要性,數字貨幣也並不能夠較其他現存方式更及時、更有效地解決現有問題,各國央行的數字貨幣也並不會對美元國際地位造成困擾。 “關於中國數字人民幣將削弱美元地位這一擔憂,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釋此種擔憂”,他說,“我也找不到有任何理由能夠解釋穩定幣等私人貨幣形式會對美聯儲政策行動造成負面影響。” 雖然數字貨幣已在美聯儲討論事項內,但在Waller看來,除了數字貨幣暗存的潛在風險,在美聯儲是否迫切需要創建自己的數字貨幣這一首要問題上,他對此高度懷疑。 美聯儲理事:數字貨幣的開發毫無必要 Waller分別從實體貨幣消失、現有支付體系太慢與覆蓋範圍有限、使用銀行系統人數少,當下服務費用高、及維護美元世界地位等對數字貨幣的必要性提出質疑並駁斥。 “因經濟轉向‘無現金’模式,許多央行聲稱在考慮使用數字貨幣,但消除貨幣是一種政策選擇,而不是一種經濟結果。鮑威爾已明確表示,美元不會被數字貨幣所取代”,他解釋道,“美國銀行支付服務已覆蓋全國,帳戶持有人同樣可以便捷地進行國際支付。另外,商業銀行最近也在開發即時支付服務(RTP),美聯儲也在創建自己的即時支付系統。” 他由此認為,雖然跨境支付效率通常低於國內支付,但即便在沒有數字貨幣的情況下,針對改善的各項創新一直在推進。 除此以外,Waller也並不贊同“使用現有支付體系人數少” 與 “服務費較高” 是美聯儲發行數字貨幣的必要條件。 根據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最近一項調查,2019年間,大約有5.4%的美國家庭沒有銀行帳戶,這其中,約75%的家庭對“擁有數字貨幣帳戶”根本不感興趣或不是很感興趣。“這意味著,只有略高於1% 的美國家庭,既沒有銀行帳戶,又可能對對數字貨幣有興趣。我因此並不認為開發它是讓1%的家庭受益的最簡單、成本最低的方式。相反,我們可以更有效地促進普惠金融。” 對於是否是因為現有支付服務過於昂貴而需要數字貨幣這一論調,Waller指出,首先需要理解為何價格可能被認為是高昂。在經濟學中,一項服務的價格通常由兩部分組成: 提供服務的邊際成本和反映賣方市場力量的溢價。“前者主要由支付與支付過程中所採用的技術決定,因此沒有理由認為美聯儲能夠開發出比私營企業更為低廉的技術,目前也尚無任何數據顯示,美聯儲在數字貨幣支付中的邊際成本得以低於現有私營。” Waller認為,雖然經由美聯儲直接使用數字貨幣支付將鼓勵支付服務市場的競爭程度,存款將流出商業銀行,從而迫使銀行降低費用或提高存款利率。但私營部門的創新可能將更為有效。前者已經在開發更低廉的支付方式,非銀行機構同時也進入支付業務領域,為公眾提供更廉價的服務,從而與銀行體系相競爭。 但在整場講話中,他並未討論私營部門如何保護用戶數據安全。 美聯儲內部意見不一 前有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對穩定幣與比特幣等加密貨幣警告之聲,後有Waller對穩定幣的看好。不同於比特幣,穩定幣被設計成不受價格波動影響的數字資產。沃勒由此將穩定幣視為支付領域內一位特別重要的非銀行進入者。“與美元一對一掛鉤的穩定幣,如果同時有安全且流動性強的資產池,它將成為一種具有吸引力的支付工具。而如果一個或多個穩定幣協議發展為龐大的用戶群,因其支付的幾乎免費特徵,它們或將成為銀行在支付業務的主要挑戰者。人們很容易便可以想像,來自穩定幣的競爭可能會迫使銀行減少支付服務的利潤,美聯儲似乎沒有必要創建數字貨幣來壓低服務價格。” 討論各國數字貨幣是否會削弱美元國際主導地位的聲音正起。對此,沃勒稱,即使其他國家開始在跨境支付或協作中使用數字貨幣,同樣也沒有理由認為美元不會繼續主導國際支付系統。 “如今的問題是有無必要開發美國數字貨幣以維持美元的主導地位”,他補充,“有些觀點認為中國的數字人民幣將削弱美元國際地位,我實在看不出有任何跡象顯示全世界會採取數字人民幣或其他數字貨幣。當然,美國以外的人可以使用美聯儲的數字貨幣帳戶,由此或會促進美元的使用,但這種全球可用性也會引發與洗錢等相關的嚴重問題。” 美聯儲內部理事會的爭論在繼續,沃倫此番演講也被放在美聯儲官網上。沃倫並不是唯一一位對央行數字貨幣的必要性抱持否認態度的美聯儲人士。當地時間6月28日,美聯儲金融監管副主席誇爾斯(Randal Quarles)稱,美國研發的數字貨幣或將帶來重大且實質的風險,其益處卻尚不明晰;紐約聯儲行長布蘭納德(Lael Brainard)上周表示,在其他大型經濟體穩步前進的同時,若美國在國際支付系統中沒有數字貨幣,聽起來不像是一個可持續的未來。而鮑威爾在5月表示,美聯儲將就數字貨幣支付、金融包容性、數據隱私和資訊安全等問題徵求公眾意見。 *本文來自21世紀經濟報導

2021-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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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鷹聲”漸進,驚動美元走強

美元週四走高,鑒於美聯儲此前發表的強硬言論導致市場預期政策收緊時間可能提前,相對而言,歐洲和日本採取收緊貨幣政策仍很遙遠。 歐元兌美元跌至1.1837美元,此前從1.1899美元上方回落,再次未能突破1.1910美元附近的阻力位。美元兌日元也從週三的108.71低點反彈至109.51日元,抵消了此前的跌勢。 此前,美聯儲副主席Richard Clarida表示,可能在2022年底達到加息條件,為2023年初加息奠定了基礎。Clarida與其他三名美聯儲成員還暗示,將根據未來幾個月就業市場的表現,在今年晚些時候或明年年初縮減購債規模。 隨著Delta異株的擴散和勞動力瓶頸擾亂市場,用信心來預測就業報告仍然特別棘手。因此,雖然就業人數預估中值為87萬人,預估區間在35萬至160萬人之間。 週三公佈的數據憂喜參半,ADP公佈的私人部門招聘數據出人意料地疲軟,而美國服務業的數據則是有史以來最強勁。 Clarida的言論令投資者計入2022年底或2023年初或加息的可能性略高,且隨著短期收益率上升,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趨平的可能性略高。 這一舉措很可能先於歐洲央行採取任何縮減措施。歐洲央行仍在努力讓通脹接近目標。相比之下,英國央行離縮減購債規模更近了,可能會在週四晚些時候的政策會議上進一步確定時間。 這一預期幫助英鎊在今年年初上漲,不過過去幾個月英鎊基本上是橫盤走強。歐元兌美元最近被鎖定在支撐位1.3884美元附近,此前多次未能突破1.3980美元上方的阻力位。 與將於18日召開下屆政策會議的新西蘭儲備銀行(RBNZ)相比,這些國家的央行都慢了很多。新西蘭儲備銀行有可能在8月18日的下次政策會議上加息,這將是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發達國家中首次加息。 週三公佈的強勁就業報告增加了新西蘭收緊貨幣政策的可能性,並推動新西蘭元兌美元在隔夜飆升至一個月的高位0.7088美元,隨後企穩於0.7041美元。 *本文來自新浪財經

2021-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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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發展格局下人民幣國際化研究

新發展格局要求堅持開放性 (一)新發展格局是更加開放的“雙迴圈” “雙迴圈”新發展格局全面描繪了我國發展新征程的宏偉藍圖。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雙迴圈”不是自迴圈,而是更加開放的“雙迴圈”。更高水準的對外開放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應有之義,更好支持和暢通國內迴圈,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優化結構,激發活力,實現國內國際迴圈相互促進良性互動,助力中國更加強勁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 (二)金融在對外開放中發揮引領賦能作用 金融作為中國經濟格局的關鍵領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的重要一環。近年來,中國金融開放取得矚目成就,體現在市場准入放寬、區域開放強化、通道開放拓展、融入全球指數等諸多方面。跨境資本流動呈現出實體經濟投資、金融市場投資雙流入的向好局面,金融服務領域的全面開放增加高質量金融供給。新發展階段,中國高水準開放離不開金融的引領,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大面向全球的金融雙向開放,促進制度變革和機構能力提升,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將在新發展格局形成與運轉中發揮積極的賦能作用。 (三)人民幣國際化迎來歷史機遇和使命 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為新一輪人民幣國際化再上新臺階創造重大歷史機遇。以2009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為標誌,十多年來人民幣國際化以服務實體經濟、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為導向,跨境使用逐步擴大,定價功能穩步提升,並不斷向跨境投資、儲備貨幣、國際信貸等方向拓展。進入新發展階段,高水準的經濟內外雙迴圈,為中國金融市場可持續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前景奠定了更加扎實的基礎。從新一輪人民幣國際化的外部動力來看,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的緊迫性在上升。更關鍵的內生動力在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改革紅利和金融開放不斷深化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因此,新一輪人民幣國際化將有助於減少中國在美元體系內的風險和成本,更是支撐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與國家崛起的關鍵支點。 資本專案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 (一)資本帳戶開放是人民幣國際化戰略重要組成部分 穩慎推進資本專案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是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必然要求,也是構建更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資本專案可兌換程度不斷提升,尤其是股票、債券等證券投資可兌換程度穩步提高。近期中央支持浦東引領區率先探索資本專案可兌換的實施路徑,標誌中國穩慎有序加大金融開放的決心。 (二)金融高水準開放與高度發展是資本專案可兌換的先決條件 貨幣國際化發展遵循著以下順序規律:金融市場的廣度、深度和彈性——資本專案開放——本國貨幣國際化。資本專案可兌換和人民幣國際化不是空中樓閣,需要和中國金融開放程度、市場發展水準以及市場承受能力和金融監管水準等配套條件相適應,避免不成熟的金融開放引發資本大進大出、匯率大起大落的金融風險。按照自己的節奏,不斷夯實國內金融市場的制度建設與發展基礎,行穩致遠推動人民幣發揮符合中國經濟實力與地位的國際貨幣功能。 (三)注重跨境資本雙向流動、在岸離岸市場均衡發展 人民幣國際化要注重金融雙向開放,拓展人民幣跨境雙向流動管道機制,促進離岸與在岸市場間相互作用和均衡發展。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重要經驗是積極開放在岸金融市場,充分發揮了人民幣國際化的主場效應,“境外主體持有的在岸資產”一直是人民幣國際化指數最可靠的驅動因素。與在岸人民幣資產備受國際投資青睞相比,人民幣流出和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存在失衡,近年離岸人民幣資金池出現萎縮。離岸金融市場是當代國際金融的核心,沒有一定規模的人民幣離岸市場做支撐,人民幣國際化只能在低水準上徘徊。在可預期的未來,全球“寬貨幣、低利率”將繼續為以人民幣為基礎的在岸金融市場提供高利差優勢,伴隨人民幣國際儲備職能進一步顯現、互聯互通管道不斷暢通、人民幣資產納入全球主要指數等因素推動,外資流入將持續加速,這意味需要更大規模的資金流出加以對沖,促進境內外資金和產品雙向流通,實現在岸離岸人民幣金融市場均衡發展、資本帳戶動態平衡,構建完整的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版圖。大灣區跨境金融雙向開放是一個良好開端試點。 (四)警惕資本專案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潛在成本與風險 在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需要警惕重視資本帳戶開放的潛在金融風險。對於新興經濟體,金融市場發展相對不成熟,資本帳戶開放帶來的跨境資本流動可能通過直接或間接管道引發金融資產價格的大幅波動,衝擊金融市場穩定性。在極端情況下,劇烈的跨境資本流動尤其大規模外資流出直接威脅本國經濟金融安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作為典型案例,相關國家遭受嚴重貨幣信用危機加速外資撤離,衝擊外資投資的各個金融子市場和實體經濟領域,引發全局性經濟和金融危機。 新一輪人民幣國際化的改革著力點 (一)大力發展國內金融市場 新發展格局下,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對國內金融建設與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外匯方面,一是進一步豐富風險對沖工具,助力海外投資者更高效使用衍生產品對沖風險。伴隨投資者對我國境內人民幣資產的持續購買,其對人民幣匯率風險管理的需求日益增加。在現有在岸人民幣外匯市場即期、遠期、掉期、貨幣互換、期權等產品工具基礎上,適時推出人民幣匯率期貨已提上議程。中央部署浦東引領區戰略提出,研究探索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等開展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試點,推動金融期貨市場與股票、債券、外匯、保險等市場合作,共同開發適應投資者需求的金融市場產品和工具。二是加快境內外匯市場發展。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外匯市場,要求持續推動外匯市場開放,吸收更多境外交易主體參與境內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逐步優化境外交易主體參與境內外匯衍生品交易的限制條件,支持境外主體開展匯率風險管理操作。完善豐富產品序列,研發人民幣兌“一帶一路”國家貨幣交易和避險工具。繼續推動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和上海清算所為重點的外匯金融基礎設施建設。 (二)強化離岸人民幣金融體系 人民幣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貨幣,在全球範圍承擔貿易結算、投資、融資和儲備貨幣的功能,必須具備一定深度的離岸市場。一是做大做強離岸人民幣市場規模。在尚未實現資本專案完全自由開放之前,需要通過擴大離岸市場規模來達到人民幣網路外部性。從香港和倫敦人民幣離岸中心建設經驗來看,大力發展離岸債券市場是打造離岸人民幣市場的關鍵舉措。建議財政部未來可以在上海離岸市場上發行國債,擴大上海離岸債券市場的規模和上海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深度。二是支持境內銀行在一定條件下參與離岸外匯市場交易,研究在銀行間市場開展離岸人民幣外匯業務,豐富離岸外匯市場產品服務和交易流動性。三是探索建立統一的離岸金融外迴圈制度體系。目前國內有上海自貿區、海南自貿港、大灣區以及遍及全國各地的自貿區和邊境離岸試點單元,存在FT、OSA等多種離岸性質帳戶。現階段,要加強試點區域之間創新政策和最佳實踐經驗的互鑒。未來,面對各地碎片化政策,存在缺乏系統集成的風險,應探索將各地離岸試點區域和政策適時整合形成一個全國統一的離岸金融市場體系,發揮規模效應。 (三)繼續金融雙向開放,便利資金雙向流動 新發展格局下的金融開放應繼續著眼於服務“請進來”和“走出去”兩個角度。一是進一步便利外資流入,改革方向之一在於政策層面推動各種“通道”統一。將目前債券通、滬深港通、QFII和RQFII、CIBM、中港基金互認等管道式分散的開放模式,逐步轉向統一的制度規則性開放模式,降低外資入場壁壘。2020年外管局打通了QFII和RQFII與CIBM帳戶債券過戶和資金劃轉,引入多級託管模式,邁出了通道合併的第一步。可以預見監管當局未來還將在政策層面繼續推動通道統一。二是審慎把控風險,服務資金出海。根據《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債券通“南向通”將擇時開通;大灣區內跨境理財通的業務模式探索成熟後,投資資質和額度限制有望放寬,理財通業務範圍也有望複製拓展到其他自貿區自貿港。目前最炙手可熱的跨境投資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合格境內有限合夥人(QDLP)、合格境內投資企業(QDIE)——已經在多地相繼試點,相比QDII,QDLP和QDIE投資範圍更廣泛,允許面向境內投資者募集人民幣資金,並將所募集的資金投資於海外市場。未來QDLP和QDIE的管理料將進一步規範,不同區域QDLP和QDIE可能達成統一管理。基礎設施的改善和數字人民幣的推出也將使海外人民幣支付更為容易,成為資金流出推動離岸人民幣市場規模增長的重要來源。在風險可控前提下,更多服務個人資金出海的制度安排有望實施出臺。 (四)提升金融風險防範和應對能力 防範資本開放潛在風險,避免跨境資本過度波動。一是推進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完善利率形成機制,增強存貸款利率和貨幣市場利率聯動性,疏通貨幣政策傳導管道。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繼續堅持市場化方向,更加注重預期引導,增強匯率彈性,實現人民幣在合理均衡水準上的基本穩定。二是充分發揮宏觀審慎和微觀監管作用。健全跨境資金全口徑監測平臺和風險預警體系,及時掌握大額資金尤其短期資本的流動情況。完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的宏觀審慎框架,提高金融監管的專業性和有效性,使監管能力與開放水準相適應。創新跨境資本管理工具,合理採用無息準備金等價格型資本流動管理措施,平滑跨境資金波動。 *本文來自格隆匯

2021-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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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首席顧問:鮑威爾暫時通脹論立場或使其連任前景複雜化

安聯首席經濟顧問、劍橋大學皇后學院院長穆罕默德·埃爾-埃利安(Mohamed El-Erian )週一(2日)表示,美聯儲“暫時性通脹”的論調,可能意味著物價在未來數年都維持高位,而鮑威爾在該問題上的堅定立場可能會使其連任前景變得複雜化。 “美聯儲開始表示(通脹)過渡期不僅僅是幾個月或幾個季度,可能是一到兩年。”El-Erian 週一對媒體表示,“在這一點上,‘暫時性’這一概念變得毫無意義。我們面臨的風險是,通脹將滲入整個(經濟)體系。” 鮑威爾長期以來一直宣稱通脹壓力是暫時性的,El-Erian 認為,這種觀點可能會影響鮑威爾連任美聯儲主席的前景。 “鮑威爾主席所做的是,他一次又一次把自己固定在暫時性通脹的核心( 信念)上。這已經成為一種信念——一種絕對的信念,而他一直在重複它。”El-Erian稱,鮑威爾面臨的風險是,他的連任進程可能會很複雜。 不過,面對可能長達1-2年的通脹過渡期,外界可能沒有太多時間來驗證鮑威爾的判斷是否準確。El-Erian解釋道,在美國經濟斷定通脹是否真的是暫時性現象之前,鮑威爾很有可能已經在明年2月份獲得了連任。 El-Erian指出,人們缺乏對通脹是什麼、以及通脹是如何在整個經濟中蔓延的理解。他表示,“我們這些經歷過通脹時期的人,正在目睹我所說的成本推動型和需求拉動型通脹。” “我想澄清一點:我不認為滯脹是美國經濟的一個終點,如果我們不小心,它可能是旅程的一部分。”El-Erian認為,通脹將長期伴隨美國經濟復蘇的進程,不太可能短期內消失。 通脹問題目前在投資界引起分歧,市場人士一直忙於思考近期的消費價格飆升是否會持續下去。 IMF上周表示,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價格壓力是暫時的。“預計大多數國家的通脹將在2022年回到疫情前的水準。” 然而,IMF警告稱不確定性仍然很高。“暫時性壓力可能會變得更加持久,央行可能需要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 *本文來自財聯社

2021-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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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有何深意?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作為年內一次承上啟下的重要會議,其對形勢的研判、政策的定調以及工作的部署,都值得密切關注。 會議指出,“當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續演變,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國內經濟恢復仍然不穩固、不均衡”。當前德爾塔病毒已經引發全球第三波疫情,全球經濟出現見頂跡象,外部環境確實複雜嚴峻。 而國內下半年的經濟形勢也不容樂觀。4月政治局會議提出“當前經濟恢復不均衡、基礎不穩固”,此次會議重申“國內經濟恢復仍然不穩固、不均衡”。 不穩固主要體現在發展動能上。上半年出口和房地產仍是增長主要支撐,但製造業投資、基建投資和居民消費的兩年平均增速均未恢復到疫情之前的增長軌道。下半年隨著出口增速回落、房地產調控顯效,其他動能暫時難以接續。 不均衡則主要體現在經濟結構上,比如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抬升企業成本,導致中小微企業困難較大,再如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均值累計增速已連續六個季度高於中位數累計增速,顯示貧富差距拉大等。 基於以上判斷,會議要求“要做好宏觀政策跨週期調節,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統籌做好今明兩年宏觀政策銜接,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7月12日總理主持的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指出,“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做好跨週期調節,應對好可能發生的週期性風險”。更早之前,6月9日國常會在部署“十四五”重大工程專案時也要求加強前期工作,科學制定實施方案,合理把握今年明年投資力度。此次會議,則明確“要做好宏觀政策跨週期調節”。 與以往經常提到的“逆週期調節”相比,這意味著政策更加注重銜接,而不會倉促出手、大開大合。與此同時,政策評估期也將從短期擴展為中長期,確保經濟在中長期之內運行在合理區間。強調“跨週期”而不是“逆週期”,預示著短期內穩增長政策不會加碼,而會根據今明兩年的形勢變化進行必要調整。 具體到財政政策上,會議要求“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提升政策效能,兜牢基層‘三保’底線,合理把握預算內投資和地方政府債券發行進度,推動今年底明年初形成實物工作量”。 實際上,上半年財政政策不能算是積極,無論是財政支出還是專項債發行,進度都相對滯後。由於上半年穩增長壓力不大,中央或許有意識地在調節政策節奏。預計下半年財政支出和專項債發行進度都將會加快,但在跨週期調節的要求下,實物工作量可以在今年底明年初形成,不排除今年專項債額度結轉到明年繼續使用的情況。 會議要求“穩健的貨幣政策要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助力中小企業和困難行業持續恢復”。與4月政治局會議相比,政策著力點落在中小企業和困難行業上。 近段時間以來,受上游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和下游訂單不足的雙重擠壓,中小企業經營面臨較大困難。7月9日央行之所以全面降准0.5個基點,目的就是進一步加強金融對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的支持,促進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 央行一直強調“看價不看量”,所以認為此次降准是貨幣政策回歸常態後的常規操作。考慮到下半年MLF到期量大,不排除仍有降准操作,補足流動性的同時繼續引導綜合融資成本降低。如果沒有降息操作發生,這就代表貨幣政策保持了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 會議對下半年重點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以下三個方面值得重點關注: 一是挖掘國內市場潛力。會議重點提到了四個方面,包括“支持新能源汽車加快發展,加快貫通縣鄉村電子商務體系和快遞物流配送體系,加快推進‘十四五’規劃重大工程專案建設,引導企業加大技術改造投資”。 4月政治局會議要求“促進國內需求加快恢復”,而此次會議改為內部挖潛,表明中央正採取積極措施應對下一階段的下行壓力。這四個方面分別對應新興產業、鄉村振興、基建投資和製造業投資,目的是激發內需潛力,頂住外部壓力,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是糾正運動式“減碳”。會議提出,“儘快出臺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堅持全國一盤棋,糾正運動式‘減碳’,先立後破,堅決遏制‘兩高’專案盲目發展”。 上半年不少地方加碼落實“雙碳”政策,恰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相疊加,導致PPI迭創新高。此次會議要求予以糾正,“先立後破”,意即在保證新能源產能接續之後再做好舊能源的清理工作。 三是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會議提出,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加快發展租賃住房,落實用地、稅收等支持政策。 今年以來房地產調控繼續收緊,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繼續加強調控尤其是學區房調控。根據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統計,今年以來,全國房地產累計調控超過320次,其中中央各部門調控政策達46次,而2020年同期只有30次左右。 另一方面,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7月2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快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的意見》,明確保障性租賃住房基礎制度和支持政策。此次會議再次明確了這一基調,這既是緩解新市民青年人等群體住房困難的重要支撐,也是降低生育成本、促進生育率回升的必要手段。 *本文來自宏觀大菲

2021-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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