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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Bulletin
若鮑威爾弄出“麼蛾子”,小心美債市場巨震

鮑威爾將於美國東部時間上午10點在傑克遜霍爾年會上發表演講,權威人士們仍在談論美聯儲主席會對Taper作出怎樣的表態。 值得注意的是,市場當前其實並不怎麼在意近期大量關於Taper的言論,正如野村證券的Charlie McElligott所解釋的,傑克遜霍爾年會對利率和股票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主要的原因是,市場自身已經相信鮑威爾不會在這次年會上宣佈啟動Taper,對鮑威爾表現更為鴿派的預期也在提升。第三季度GDP增速預期的下降反映出了德爾塔變種帶來的衝擊可能會更大。房屋開工、零售銷售和製造業調查所公佈的數據也證明了這一點。同時,密歇根大學公佈的服務業PMI指數也出現了顯著的下降。 此外,美聯儲鷹派卡普蘭上周五明確表示,他可能需要調整自己的觀點,並“非常仔細地”關注著德爾塔變種日益增長的風險,這被視為一種“說明”,即FOMC成員之間的內部對話風向可能已經調轉。 不過,McElligott指出,雖然市場上很多人對Taper的預期下降了,並開始看空美債收益率,但美聯儲可能還是會啟動Taper。這當中涉及到一個觀點,就是德爾塔變種病毒帶來的影響已經過去了,其所造成的的風險已被市場充分定價。 更何況目前疫情已經有所好轉,美國新增住院率和感染率的增長下降,隨後英國的病例在一個月前停止增長,與此同時中國本土確診病例已經歸零。 因此,野村證券認為,就算鮑威爾在週五的時候避免明確提及Taper,市場也已經在關注經濟回暖的看法了,並準備好迎接“風險偏好回升”的第四季度的到來。而且,供應回暖、德爾塔病例增長停止之後,投資者交易興趣將提高。正如McElligott指出的,如果週五鮑威爾發出更大的“鴿派驚喜”,那麼此後每次美股的短線上漲都會有一些人對美股短線進行“戰術性做空”。 McElligott警告說,目前市場充斥著自滿情緒,再加上市場對週五年會的預期保持不變,在此情況下,一旦出現任何意料之外的事情,其帶來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並且將會傳導到下周的交易當中。 這位策略師建議,持有一份9月3日到期的美債期貨期權進行對沖是一個更好的主意。 關鍵的一點是,本週五將會出現大量的期權滾動交易,屆時將有63%未平倉的美債期貨期權到期,即“Gamma的解禁”。目前市場缺乏對沖活動,在此背景下一旦出現什麼意外,交易量或瞬間激增,這將放大行情波動。 綜上,如果鮑威爾週五保持溫和的鴿派基調,那麼傑克遜霍爾會議將不會對市場有太大影響。但如果鮑威爾出現意外表現,如明確表示美聯儲將開始Taper,那麼所有的押注都會落空,利率衍生品和60/40策略的投資組合都將面臨劇烈的風險價值衝擊(VaRshock)。 美債的劇烈反應可能會蔓延到所有期限的衍生品上,最終席捲整個股市。 *本文來自格隆匯

2021-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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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克遜霍爾央行年會倒計時:市場預期美聯儲不會談及縮減購債

市場期待已久的傑克遜霍爾央行年會進入倒計時,美聯儲主席鮑威爾預定於北京時間週五晚上10點發表的主題為“經濟前景”的演講無疑是這次年會的最大關注點。市場人士紛紛期待能從鮑威爾的演講中捕捉到美聯儲對縮減購債(Taper)的最新態度。在去年的年會上,鮑威爾將美聯儲通脹制度轉換為了靈活的平均通脹目標制,一度引發市場轟動。 而今年,即使年會已進入倒計時,情況還在變化著。上周五,美國堪薩斯聯儲突然表示,由於具有高傳染性的德爾塔(Delta)變異病毒使得新冠病例激增,當地疫情風險上升,會議不得不轉為線上舉行。 堪薩斯聯儲在聲明中稱,會議的完整議程將於美東時間週四(26日)晚8點在其官網上公佈。市場對鮑威爾演講內容的預期目前也在持續變化中。此前,不少分析師均預計,鮑威爾將在年會中公佈更清晰的Taper路線圖。但如今,由於疫情影響,分析師們又轉而認為,鮑威爾在此次年會中可能根本不會談及縮減購債或更可能“務虛”,更多細節還需等待今年稍晚的美聯儲議息會議。 雖然對鮑威爾講話內容的預期反反復複變數仍存,但不少市場指標都暗示,投資者似乎對有一點已經達成共識,即不論鮑威爾此次演講說些什麼,演講都不太可能會給市場帶來大幅波動。 市場轉而預計鮑威爾“務虛” 堪薩斯聯儲宣佈年會將轉線上後,市場人士對鮑威爾將在演講中宣佈美聯儲縮減債券購買計畫的時間表不再那麼有信心了。 一些分析師預計,此次年會可能根本不會觸及縮減購債相關話題。 傑富瑞(Jefferies)的董事總經理澤沃斯(David Zervos)稱:“我不期望此次年會會有很多‘煙火’。而且,我認為年會也不是美聯儲提出‘我們即將開始縮減購債規模’的好時機和好地方(線上)。” SGH Macro Advisors的杜伊(Tim Duy)也表示,傑克遜霍爾年會不是一場政策制定活動,這意味著,鮑威爾不會在講話中宣佈與美聯儲政策立場相關的任何重大舉措。“除非他想敦促美聯儲在下次會議上就立刻就縮減購債達成共識。”杜伊稱,“但這是不可能的。” 此前公佈的7月美聯儲會議紀要顯示,大部分FOMC委員認為,今年開始縮減資產購買計畫可能是合適的。 但摩根大通的首席經濟學家卡斯曼(Bruce Kasman)在一份研究報告中寫道:“7月會議紀要沒有改變我們的觀點,即鮑威爾不太可能在傑克遜霍爾年會上就宣佈縮減購債政策,而是將在下個季度的某個時候宣佈。” 花旗的最新研報也稱,總的來說,7月會議紀要並未改變其對聯儲政策的基本觀點。花旗依然認為,美聯儲可能在9月、11月或12月會議上宣佈開始縮減購債,9月的可能性或更大。其基本情形預測仍然是美聯儲將在9月宣佈於12月(也可能在10或11月)開始縮減購債,每月縮減購債規模為100億美元國債和50億美元抵押貸款證券(MBS)。 其他一些分析師認為,鮑威爾可能還是會提及縮減購債,但會給出一種模淩兩可的表態。 投行Stifel的首席經濟學家皮格薩(Lindsey M. Piegza)稱,“鑒於美聯儲管理團隊的謹慎性,他們不太可能在今年年底前正式宣佈縮減購債日期。鮑威爾很可能只會在年會上就預期的縮減購債路徑方面給市場一點暗示。”皮格薩稱,“換言之,鮑威爾可能會在年會上提供一些含糊不清的細節,以確保如果德爾塔導致經濟活動顯著放緩,美聯儲政策仍有迴旋餘地。但同時,這種模糊不清也要能強化市場預期,令投資者依舊相信美聯儲將在年底前的某個時刻正式宣佈縮減購債計畫。” 蒙特利爾銀行(BMO Capital Markets)的美國利率策略主管林根(Ian Lyngen)也認為,鮑威爾將給出攻退可守的模淩兩可說辭。他稱:“投資者正屏息以待有關美聯儲宣佈縮減購債時機的任何表態,但由於對新一輪疫情的擔憂仍在不斷增加,我們懷疑鮑威爾在年會中將留下足夠的模糊空間,以保證未來的政策靈活性。” 事實上,即使是此前最強烈呼籲儘快縮減購債的達拉斯聯儲主席卡普蘭(Rob Kaplan)都已改口稱,如果疫情損害經濟,他可能重新考慮其強硬立場。 接受路透社調查的經濟學家中,也有約65%預計美聯儲會等到9月議息會議時再宣佈縮減資產購買規模的計畫。 不認為市場會發生大幅波動 不論鮑威爾是否在此次年會中給出具體的縮減購債路徑圖,投資者都不認為鮑威爾的言論會引發市場大動盪。 OptionMetrics的定量研究負責人低塞米(Garrett DeSimone)表示,其追蹤的波動性偏差指標仍然相對溫和,這一偏差指標用於衡量看跌期權與看漲期權隱含波動率之間的差異。他補充稱,其他與期權相關的衡量方式也沒有顯現出任何“投資者正為年會將導致重大美股價格波動做好準備”的跡象。 過去的歷史也印證了市場的預期:以往傑克遜霍爾年會上美聯儲主席的講話並未引發過美股市場大幅波動。根據路透的數據,過去十年,美聯儲主席講話當天,標普500指數的平均漲跌福均為0.6%左右。 道明證券高級外匯策略師以薩(Mazen Issa)還指出,歐元/美元的1周隱含波動率上周下降近一個百分點至3.78%,為2020年2月以來的最低水準,而1個月和3個月波動率下跌不到0.5個百分點。在他看來,這種差異表明匯市投資者可能也不會太受傑克遜霍爾會議的影響。 “我們認為傑克遜霍爾年會可能不會提供太多有關美元方向的資訊。投資者可能要從9月3日的非農就業數據以及9月22日的美聯儲利率會議中尋找進一步倉位配置線索。”他稱。 美國國債市場同樣波瀾不驚。美債市場的一項關鍵指標暗示,債市投資者並不認為鮑威爾在傑克遜霍爾會議上的講話會過多改變美債收益率目前的模式。 這項指標是5年期和30年期美債利差,它被認為可以顯示投資者認為短期貨幣政策預計將如何影響長期經濟前景。通常,在經濟擴張初期,5/30年期美債利差往往很大,因為投資者期望寬鬆的貨幣政策有助於刺激增長和通脹。而隨著美聯儲提高利率為經濟降溫,利差往往趨於縮小。 而在6月美聯儲突然放“鷹”下跌後,近兩個月來,5/30年期美債利差始終徘徊在略低於1.2個百分點的水準,並未因年會臨近而有太大變化。 一些分析師指出,美債投資者已為縮減購債做好了準備,且美聯儲貨幣政策也只是影響美債收益率的其中一項因素。NatWest Markets的首席戰略官布裏格斯(John Briggs)稱,美國財政部國債發行量減少能夠緩解投資者對美聯儲減少購債規模的擔憂,且市場目前對美債需求強勁,因而美債市場整體料將變化不大。 *本文來自第一財經

202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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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減碼預期無礙垃圾債火熱發行,市場警示違約風險

本周稍晚,市場期待已久的傑克遜霍爾全球央行年會將如期召開。一些分析師預計,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將在會上公佈更清晰的縮減購債規模(Taper)路線圖。但至少目前,不論是美國國債還是企業債市場,都泰然處之。 即使是企業債中評級較低的垃圾債也依然由於投資者在超低利率環境中尋求更高收益率而持續受到追捧。市場人士預計美聯儲縮減購債規模不會減少投資者對垃圾債的投資熱情。但評級機構再次警示這種空前熱情可能帶來的長期債務危機。 首次垃圾債發行有望創歷史紀錄 標準普爾全球市場情報公司(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的數據顯示,垃圾債的首次發售量有望在今年創下2005年有相關數據以來的歷史紀錄。截至8月17日,今年至今首次發行的垃圾債發售總額已超過680億美元。 Brandywine Global的投資組合經理麥克萊恩(John McClain)表示,投資者可以在首次發行的垃圾債中找到獲取超額回報的機會,因為這種首次垃圾債發售會迫使市場對這些發債企業的潛在收益做足功課。 麥克萊恩透露,他管理的基金今年增加了對首次發行垃圾債企業的債券持有量。“我們看到了創紀錄的垃圾債發行量,因此,很多優質企業債都可能被忽略,我們認為投資者應該利用這種市場的低效(謀利)。”他稱。 許多首次發行垃圾債券的企業都來自私人信貸市場,他們被發行垃圾債可以鎖定超低借貸成本的特點所吸引而轉戰企業債市場。根據美國銀行最近的一份報告,為了在投資者中建立信譽,這些首次發行垃圾債的企業出售的經常是由該企業部分資產支持的擔保債券。也因此,儘管缺乏交易歷史,這些新發債企業仍能以4.6%的平均收益率發行垃圾債,這是2012年以來的最低水準。 首次發行的垃圾債受到追捧也是借了整個垃圾債市場持續火熱的“東風”。截至7月底,美國企業今年以來已發售超過3160億美元的垃圾債,比去年創歷史紀錄的總額還高出約32%。 美聯儲的刺激措施,包括將短期利率保持在接近零的水準和直接購買債券,使得垃圾債能夠提供的相對較高的收益率對投資者更具吸引力,同時也讓許多企業得以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降低借貸成本,對債務進行再融資。 目前,市場普遍預計鮑威爾會在傑克遜霍爾全球央行年會上公佈更清晰的縮減購債規模路徑,並於今年稍晚就開始縮減購債規模。但一些市場人士表示,超低利率和創紀錄的儲蓄額使得投資者很難在固定收益市場上找到能比垃圾債提供更高回報的投資品類,因此,他們預計對垃圾債的需求不會輕易減弱。 Aviva Investors的高收益交易聯席主管芬克(Brent Finck)就預計,美聯儲縮減購債規模將導致市場波動,但對垃圾債的需求將保持不變。他管理的基金最近還購入了更多垃圾債,包括與航空公司和消費品牌相關企業的債券。 評級機構警示長期違約風險 雖然投資者情緒依舊火熱,但評級機構還是再次警示了垃圾債市場目前的空前投資熱情在中長期可能帶來的風險。 評級機構穆迪(Moody's)和標準普爾(S&P)的高級分析師均表示,投資者在低利率時期尋求高收益資產的強烈需求,使信譽較差的企業能夠以寬鬆的貸款條件獲得融資。雖然在可預見的將來,這些債務違約和發債企業破產的可能性仍然很低,但目前對企業發債提供的便利可能成為未來債務危機的基礎。 標準普爾的首席首席評級分析師斯坦(Gregg Lemos Stein)稱,“(美聯儲為挽救債市進行的購債)避免了企業陷入更嚴重的低迷,但代價是,這會導致風險不斷累積,並可能造成資產泡沫。”他坦言,“企業債在未來一年甚至在更長的時間內也不會跌回原點”,但“企業債市場上目前有明顯的冒險跡象和許多評級較低的企業大量發行債券的情況。我們認為,這將導致未來違約率上升” 。 投資者也並非沒有意識到這一風險。 投資者最近所要求的垃圾債相對美國國債的額外收益率走擴。美國銀行數據顯示,截至8月17日,經期權調整後,投資者持有垃圾債的平均額外收益率/利差為3.37個百分點, 較7月初的3.02個百分點有所上升。不過,這一利差仍略低於3.4個百分點的峰值。不過,分析師認為,這一利差上漲背後也有一定技術性因素——評級為CCC或更低的企業債在7月發售的企業債中占比比以往大。 *本文來自第一財經

2021-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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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松成:美聯儲可能做了適合美國的貨幣政策抉擇

最近一兩年來,美聯儲的行動一直在聚光燈下,時而令人困惑,時而飽受爭議。從美聯儲為應對疫情衝擊所採取的新一輪超常規貨幣寬鬆,到實行“平均通脹目標制”、主動將短期通脹目標定在2%以上,再到物價持續上行卻遲遲不收緊貨幣政策,揭示著美聯儲貨幣政策目標的重心已從“物價穩定”轉變為“一切以經濟增長為重”。美國經濟會再次落入滯脹的窠臼嗎?以政策獨立性而在全球中央銀行中享有盛名的美聯儲,是否隨著時代的變遷而再度與美國國家意志深度捆綁?這一次與以往又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研究認為,美聯儲“一切以經濟增長為重”的貨幣政策抉擇可能取得成功。美國經濟已開始強勁復蘇,並可能具有可持續性,不排除正在形成“需求拉動——供給增加——物價趨穩——收入增加”的良性迴圈。儘管目前市場對通貨膨脹仍然擔憂、對經濟前景的分歧較大,但美國勞動力市場明顯回暖,供應鏈逐漸恢復。目前美國國內通脹預期仍然可控,不僅不會重回“滯脹”,反而有望迎來較長時期的經濟繁榮。有了經濟基本面的支撐,未來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的進程也可能更為持久。 一、美聯儲目前貨幣政策抉擇的基礎是對通脹趨勢的判斷 今年3月份,美國CPI同比增速首次突破2%,達到了2.6%,較2月份大幅提高0.9個百分點。此後,通脹快速上行。7月份,美國CPI同比增速達到5.4%,為2008年8月以來的高點,核心CPI仍高達4.3%。美聯儲目前貨幣政策抉擇的基礎是對物價上漲趨勢的判斷,也就是此輪物價快速上漲究竟是不是一個短期衝擊? 物價上行反映出供需缺口較大,有多方面的原因。在需求不弱的情況下,疊加疫情導致的全球供應鏈中斷,加劇了美國通脹。我們贊同這樣的觀點,即美國目前物價快速上漲是短期衝擊,主要原因是,供需缺口正在促使市場通過各種手段增加供應,美國經濟已開始強勁復蘇,物價上漲最終將因供給增加而平滑下降。 首先,供給的增加是可持續的需求拉動的。美國經濟在疫情爆發前處於良好運行態勢,GDP保持2%以上的增長,需求原本就不弱。而疫情期間美國向居民大量發放補貼,提高了社會購買力,美國的失業率甚至一度因為優厚的政府補貼而難以下降。當人們對經濟前景的預期出現改觀,需求進一步得到了釋放。美國7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從6月的128.9升至129.1,升至17個月高位。 第二,目前美國的價格體系並未失靈,而仍在發揮調節供需的作用。據報導,亞馬遜計畫對美國企業的供應和服務支出超過1200億美元。這是企業為適應疫情導致的供應鏈中斷而作出調整的一個例子。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調查顯示,59%的受訪者為應對供應鏈中斷找到了新的供應商,58%的人已經開始增加額外庫存。疫情衝擊帶來市場出清,這是美國經濟重啟、產業升級、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難得的機會,也是很多國家所不具有的。 第三,勞動力市場強勁復蘇,這也有利於增加供給、平抑通脹。勞動參與率是對經濟波動較為敏感的指標。截至7月底,美國勞動參與率已經從2020年4月的60%反彈至62.3%,已相當於疫情前的平均水準(2015-2019五年平均為62.3%;2010-2019十年平均為62.6%)。美國7月非農就業人數增加94.3萬人,預估為增加85.8萬人,6月為增加85萬人。同時,失業率下滑至 5.4%,好於預期的5.7%,6月為5.9%。 第四,疫情的影響將趨於弱化。疫苗大規模推廣之下,美國經濟正在有序重啟。新冠肺炎的病死率也明顯降低,因而疫情對經濟的擾動也不斷減弱。OAG(Official Airline Guide)數據顯示,北美目前的航空上座率已經是2019年的80%左右,顯著高於全球平均水準(8月份由於疫情反復有所下降,略高於60%)。美國TSA檢查站旅客吞吐量也越來越接近於疫情前。未來隨著耐用品消費增長趨緩,居民需求將主要釋放在服務業上。未來服務消費提高將進一步推動美國經濟增長。 二、 美國會再次陷入滯漲泥潭嗎? 有觀點認為,美國可能再次陷入滯漲,正如上世紀70年代那樣。1972年6月至1974年12月,美國CPI同比增速由2.7%攀升至12.3%;1976年11月至1980年3月,美國CPI同比增速則由4.9%攀升至14.8%。但美國目前的情況與1970年代的滯脹時期在很多方面都不相同。 首先,需求拉動是美國近期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但同時也不斷促進供給增加,可能形成良性迴圈。美聯儲選擇了讓價格體系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而不是像上世紀70年代那樣,訴諸價格管制。後者不僅無法解決、甚至加劇了供給端的緊缺,為大通脹埋下了“禍根”。 當時尼克森任期內實行的工資-物價凍結,僅在表面上“控制”了通貨膨脹,而由於對經濟失速的擔心,政府和國會都希望施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價格管制與擴張性貨幣政策相結合,帶來了暫時性的高經濟增長和低通貨膨脹。1973年初,CPI通脹率只略高於3%。但到了1973年中,通脹狀況開始變得不妙。1973年四季度和次年一季度,美國的通脹率分別達到了10.5%和12.5%。 許多人把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歸因於石油價格上漲。但實際上,1973-1974年和1978-1979年兩次石油危機帶來的油價暴漲,只是加劇了物價上漲。在油價上升之前,供給短缺和擴張性貨幣政策的疊加已經導致通脹加速。各國中央銀行為了阻止本幣對美元的升值,在外匯市場上大量買入美元,美國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於是傳導到了世界範圍,為石油輸出國組織(POEC)提高油價創造了條件,由此形成惡性循環。 其次,通脹預期是一個重要因素。央行貨幣政策的可信度是以預期通脹穩定為基礎的。目前美國通脹預期尚可控。儘管美國7 月CPI 同比漲幅仍高達5.4%,但增速明顯放緩,與6月份持平;核心CPI年率四個月來首次下降。而從PCE指標看,5、6月份美國PCE同比增速分別為3.96%和3.99%,低於CPI一個百分點以上,增幅同樣明顯趨緩。通脹預期的回落則更早地出現在今年5月份。10年美國國債到期收益率與同期限美國通脹指數國債收益率之差正反映了通脹預期。數據顯示,目前兩者收益率之差已從2.5個百分點收窄至2.4個百分點左右。而上世紀70年代滯脹時期,原本穩定的通脹預期被擾亂了。在當時成本推動型通脹的共識下,國會、政府以及絕大多經濟學家都贊成擴張性貨幣政策,美聯儲則抬高了其可接受的通脹水準。在通脹預期穩定的情況下,刺激性貨幣政策尚能利用這種預期來擴大總需求、增加總供給。但到了1979年,穩定的通脹預期被徹底擾亂。後來的美聯儲主席沃爾克之所以能夠扭轉通脹預期自我實現的惡性循環,一個重要原因是建立了具有可信度和有約束的貨幣政策,最終穩定了公眾預期。 再者,美聯儲所面對的經濟環境已發生很大變化。當前世界處於新一輪科技革命及其運用的突破口,人工智慧、生物醫藥、新能源等前沿技術加速發展,並融入越來越多的先進產業。美國作為世界科技強國,無疑將得益於這一歷史性的科技變革。勞動生產率也有望持續提高。這些都將成為抑制通脹的重要力量。而上世紀70年代,正是美國科技發展處於低潮的時期——在經歷了近20年的科技高潮後,至70年代初,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動力已經明顯減弱。 目前拜登政府提出的1 萬億美元基礎設施法案已在參議院通過。這一攬子基礎設施建設計畫,包括了進一步提高美國家庭的寬頻普及率,同時投入資金發展包括純電車在內的科技產業等。美國家庭寬頻普及,將大幅提升科技對經濟的推動力,因為現代通信技術在人們生活中的各種應用有賴於這項基礎設施。 事實上,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已出現了明顯提升。2020年,美國勞動生產率增速從原來的不到1%躍升至3-4%左右。今年前兩個季度這一增速仍然保持在3-4%的高位。類似的情況也曾發生在格林斯潘的任期內。1997年,儘管失業率穩中有跌,從1997年3月的5.2%下降到1999年末的4%,但到2000年2月之前,FOMC沒有繼續提高聯邦基金利率。這一對美聯儲先前的政策模式的背離緣於格林斯潘對通貨膨脹已不是威脅的判斷。當時,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有效地抑制了通脹。 三、美聯儲政策框架的修正不是新鮮事 美聯儲的政策目標和系統性框架,是在揚棄和徘徊中尋得的,也會隨著形勢的變遷而變化,其經濟後果有好有壞,但總體向政策可信度提高、通脹預期平穩以及有利於實體經濟發展的方向演進。 馬丁(美聯儲第三任主席,任期為1951-1970年)是一位為現代中央銀行的運行奠定了基礎的美聯儲主席。在此之前,貨幣政策基本被排除在經濟調控之外,美聯儲甚至一度無權調節利率。馬丁認為,固定利率導致的政府債務貨幣化、人為抑制的通貨膨脹,以及破壞價格體系的直接管制等,才是導致充分就業難以實現的真正原因。1951年3月,美聯儲與財政部達成協議,美聯儲重新獲得了調升利率的權力。從1953年的美國經濟衰退起,美聯儲開始嘗試實施逆週期的貨幣政策。在這個階段中,主動的貨幣政策操作開始壓倒通脹預期的變化,成為實際利率決定的主導性因素。自此,將貨幣政策應用於經濟穩定的“逆風而行”時代,正式拉開了序幕。馬丁政策中的一些理念在後來的沃爾克時代再次得以展現,一是物價穩定優先,以此恢復和發展經濟,二是用先發式的政策維護價格穩定。 但在馬丁和沃爾克兩任美聯儲主席之間,馬丁的繼任者伯恩斯則在對抗通脹和通脹預期時訴諸價格管制。在這期間,迫於某些時期政府、國會的壓力和嚴峻的經濟形勢,美聯儲的獨立性曾受到嚴峻挑戰,並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後果。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困擾美國的“滯脹”,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美聯儲過度迎合政府、一再提高通脹容忍度而造成的惡果。 而到了沃爾克-格林斯潘時期,美聯儲形成了一個“准規則”式的政策模式,對逆風而行的利率調整形成了約束,從而使宏觀衝擊不致改變實際和預期的通脹水準。當然,美聯儲強調物價穩定的同時,並沒有按照固定的規則將通脹目標制度化。在格林斯潘看來,預期是所有問題的中心,因其不受貨幣政策規則的約束,政策只能根據變化進行相機抉擇。 格林斯潘之所以反對政策規則,主要有三個方面的考慮:首先,經濟不斷演進,會以不可預知的方式改變貨幣政策的合意性;其次,政治上可接受的通脹率,取決於美聯儲控制以外的因素;最後,通脹目標會迫使政策在某個臨界點上的調整,這將大大削弱用貨幣政策來遏制投資者羊群行為的有效性。如今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抉擇中多少也包含了對這些因素的考慮。 四、這一次與以往有何不同? 前文已述及目前美聯儲更加側重於實現充分就業而非物價穩定的貨幣政策抉擇與歷史上“滯脹”時期的不同。需要強調的是,儘管目前美聯儲貨幣政策目標重心的轉變依然與美國國內外的經濟政治環境密不可分,但是在朝解決美國經濟主要矛盾的方向演變。美國經濟當前的主要矛盾,並不在於物價穩定,而在於經濟增長,而且美國目前物價穩定也有賴於經濟增長。 一是美國國內日益加速的貧富差距與民粹主義,需要通過經濟增長來安撫。特別是疫情衝擊下,低收入群體的失業問題加劇,民粹主義和社會不滿情緒進一步發酵。唯有通過增加就業、促進經濟增長才能彌合社會分化的裂痕。 二是美國財政、貨幣政策的“正常化”高度依賴美國經濟增速提升。美國寬鬆的財政、貨幣政策已經深度捆綁。美債還本付息依賴於美國財政收入,而美國財政收入的主要構成是稅收收入,稅收收入又與就業水準、經濟增速緊密相關。 三是為應對國際環境尤其是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壓力。國際上普遍認為中國GDP將在10年後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而且隨著經濟實力的提升,中國在政治、軍事、科技等領域不斷追趕,在世界舞臺上的角色更加突出。 上述因素使得無論是拜登政府還是美聯儲,都“一切以經濟增長為重”,達成了高度一致,體現了美國的國家意志。宏觀政策方向的一致性和穩定性將提升國家組織動員能力、資源調配投放能力,改善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提升其管理能力和執行力,為美國未來經濟發展開闢更大的空間。 *本文來自格隆匯

2021-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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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復蘇減緩擔憂疊加美聯儲縮債在即,投資者、企業重啟防禦模式

從去年美聯儲為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推出量化寬鬆措施後,充裕的流動性推動美股在內的全球多個主要股市一路反彈。 本週一,道瓊斯工業指數和標普500指數又再度觸及紀錄高位。歐洲股市也錄得十連漲。但其後,由於週二有“恐怖數據”之稱的最新7月零售銷售數據大幅不及預期以及週三公佈的最新美聯儲會議紀要暗示今年內可能開始縮減購債規模,昨夜收盤道指、標普創兩周收盤新低,納指更創近一個月收盤新低。歐洲股市週二也全面收跌,週三漲跌不一。 各方對經濟復蘇的擔憂以及對美聯儲即將縮減購債規模、開啟量化縮減進程的預期,導致企業和投資者於近期轉入防禦模式。 美股防禦性板塊ETF 7月大額淨流入 據美國銀行數據,標準普爾500指數已連續近200個交易日未出現5%回調,為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持續時間最長漲勢。即使在這兩日回調後,標普500指數今年仍上漲近18%,較2020年3月市場動盪期間觸及的低點已翻了一番左右。 但疫情反復等因素促使一些投資者在近期採取了更加謹慎的立場。 道富環球投資(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數據顯示,與美國防禦性板塊(醫療保健、消費品和公用事業)相關的ETF在2021年上半年累計流出36億美元後,7月份轉而吸引了近50億美元的淨流入。 相反,對經濟更為敏感的部門(金融、材料、工業、非必需消費品、能源和房地產)相關的ETF在7月均錄得資金流出,累計流出72億美元。而在今年上半年,這六個週期性板塊ETF一度錄得57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 “7月流入ETF的資金主要流入了防禦性板塊,這種情況還一直持續到8月。8月迄今為止,醫療保健和公用事業板塊的ETF各自獲得了1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道富基金(State Street SPDR)美洲研究主管巴特拉尼(Matthew Bartolini)稱。 花旗分析師夏洛納特(Scott Chronert)也表示,ETF投資者在今年上半年青睞的“經濟復蘇交易”主題“似乎已經失去了光彩”,7月的ETF交易顯示出投資者“更高的避險傾向”。 近兩個交易日的美股走勢也體現了市場情緒的變化。在週二下跌後,三大美股股指週三集體低開,盤初就刷新日低,隨後短線轉漲,但在美聯儲會議紀要公佈後,再度急劇轉跌。最終,道瓊斯指數創8月4日以來收盤新低,標普500指數創8月2日以來新低,納指更是連跌三日,創7月20日以來新低。能源板塊則領跌各大板塊,跌超2%。 隔夜公佈的最新美聯儲會議紀要專門設了一個名為“討論購買資產”的內容章節,為疫情以來首次明確討論縮減購債。紀要顯示,7月會上,多數美聯儲決策者都認為,若經濟復蘇符合預期,可能適合今年開始放慢購債步伐,有決策者認為未來幾個月就可能開始縮減購債。 除了美聯儲政策預期影響外,對全球經濟復蘇的擔憂也是投資者防禦心理增強的原因。美國銀行對管理著總計7020億美元資產的投資經理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投資者對世界經濟將繼續改善的預期在8月降至2020年4月以來最低水準。 美國銀行駐紐約策略師瓊斯(David Jones)稱:“由於當下債券收益率如此之低,客戶感到除了股票之外別無選擇。但我們建議客戶轉向更具防禦性的板塊,因為今年下半年股票的回報率可能更低,且波動性會更大。” 花旗的資訊顯示,截至8月11日已經公佈二季度財報的391家標普500指數成分股企業中,僅有55家公佈的數據不及預期。 花旗首席美國股票策略師列夫科維奇(Tobias Levkovich)表示,美國企業在今年二季度取得了“令人震驚的”好業績。然而,投資者越來越擔心美國企業未來的業績是否還能達到今年第二季度設定的高基準。事實上,上述美國銀行對基金經理的調查就顯示出,受訪者對企業收益的樂觀情緒有所緩解,他們自去年夏季以來首次預計企業利潤率將下降。 “各路新資金在目前這種情況下,除了投資股票,很少會考慮其他投資。”但列夫科維奇稱,“我們也擔憂,美國的高稅收、可能持續更久的通脹、美聯儲的量化縮減表態和可能的企業利潤率下降等這一系列因素疊加,都指向了美股接下來進行修正的可能性。” 企業囤積現金創歷史紀錄 與市場投資者的防禦性心理漸增類似,隨著多項風險因素再次疊加,全球企業在今年第二季度也重歸防禦性心態,並開始囤積更多現金。 根據標普全球(S&P Global)的數據,從二季度最新財報數據推斷,全球企業資產負債表上的現金和短期投資達到6.84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較上一季度增加2.6%,更比較疫情之前五年的平均水準高出45%。 今年4月,高盛曾預測,隨著全球經濟從疫情中復蘇,全球企業將加大支出力度。其將標普500指數成分股企業2021年的支出增幅預期從10%上調至19%。而如今,高盛在8月6日的研報中卻將第三季度的支出增幅預期從12.9%大幅調降至5.8%。 德意志銀行的企業債務資本市場主管勒維倫(Mark Lewellen)稱:“如果你是一名企業財務主管,那麼你肯定不想在現在這種環境下過於自滿。我們看到歐洲的感染人數還在上升,人們還擔心會出現更多變異病毒。很顯然,疫情影響並未消失。” 各大企業還紛紛發債募集更多資金。Dealogic的數據顯示,今年迄今為止,歐美非金融企業目前的發債規模已達到2.4萬億美元的創紀錄水準。細分到區域來看,歐洲企業共發售了1080億美元的高收益債券,幾乎是2020年同期的兩倍。美國企業的發行量也增加了三分之一。還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近一半還是再融資。摩根大通提供的LCD數據顯示,在所有發債募資中,42%的企業發行高收益債券的主要原因是為現有債務再融資。 那些在去年疫情中受到衝擊最大的行業的企業尤其警惕。郵輪運營商嘉年華首席財務官博斯坦(David Bernstein)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隨著疫情重燃,嘉年華旗下郵輪業務的暫停時間可能會延長,因而需要在更長的時期保有流動性。 航空企業也在繼續囤積現金。美聯航(United Airlines Holdings)在第二季度末擁有230億美元的流動現金,為2019年同期的四倍多。達美航空(Delta Air Lines)在第二季度也增加了16億美元的現金儲備,總流動現金達到178億美元。而2019年同期,達美僅擁有30億美元現金。 企業債市場近期的情況似乎也佐證了這些企業的這種“未雨綢繆”的做法。根據ICE美國銀行指數的數據,投資者持有風險更高的高收益企業債所需的高於美國國債的額外收益率/利差已從7月初3.16個百分點的低點上升至近一周的約3.5個百分點。利差的走擴在企業債中評級最差的一級尤其明顯。評級為CCC級的企業債利差已從7月5.88個百分點的低點上升至近一周的約6.75個百分點。上述這些航空、郵輪企業的企業債從上周開始均連跌數日。 Brandywine全球投資管理公司的投資組合經理麥克萊恩(John McClain)稱:“隨著疫情反復,企業債投資者又開始感到緊張。鑒於債券市場在每年夏季的流動性均較低,可能會出現額外波動。”他提示債市投資者應該特別關注英國,因為英國在德爾塔變異病毒導致的最新一輪疫情中是一個領先指標。 *本文來自第一財經

2021-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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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縮減QE或將在三個月內開始,美股危險了?

據悉,美聯儲官員們近期已經接近就這一重要問題達成一致——如果經濟復蘇順利持續,美國央行就將在三個月之內開始縮減債券購買,而一些官員們則已經將徹底結束資產購買操作的預期時間確定在了明年年中。 近期以來,美股市場最引人注目的焦點之一就在於,美聯儲到底何時會開始縮減其貨幣刺激政策的力度,畢竟去年低點以來的眩目漲勢,是和財政及貨幣政策刺激注入的巨量流動性密切相關的,而現在財政刺激已經走到了尾聲,而貨幣刺激就顯得越發重要了。 據悉,聯儲官員們近期已經接近就這一重要問題達成一致——如果經濟復蘇順利持續,美國央行就將在三個月之內開始縮減債券購買,而一些官員們則已經將徹底結束資產購買操作的預期時間確定在了明年年中。 近期,不少聯儲官員都頻頻露面,接受採訪或者發表公開講話,而其中頗有幾位所談到的政策預期,實質上都是以這個時間表為藍本的。也唯有如此,聯儲才能獲得更大的政策轉寰空間——如果經濟增長過於迅速,形成過熱和造成更嚴重的通貨膨脹的風險,他們也好有能力做出回應,以比市場當下預測的更快的速度去加息。 去年12月的時候,美國央行的官方態度是,他們還將繼續按照當前的既定速度去購債,直至官員們認定他們已經向著2%平均通貨膨脹率,以及充分就業的目標取得了“重大的進一步進展”,才可能改弦更張。 轉眼間,半年多時間過去,在7月27日至28日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結束之後,與會者就兩大重要問題展開了仔細的研究:首先,每個月買入800億美元國債和400億美元抵押債權的購債操作,到底該從何時開始縮減其規模?其次,縮減規模的具體速度到底該有多快?本週三,聯儲就將公佈那一次會議的會議紀要,屆時市場參與者和觀察家們就將得以管窺他們討論的一些具體細節,獲得更多的線索。 毋庸置疑,對於金融市場而言,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為聯儲官員們已經明確表示過,根據他們的計畫,他們會首先就購債計畫做出結論,然後才會考慮何時開始將利率從幾乎為零的水準開始調升。在6月15日至16日的議息會議上,十八位聯儲官員當中有十三位都表示,他們將在2023年年底之前開始加息,其中有七位更將這一預期時間點確定在了2022年年底。 7月28日,聯儲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在議息會議結束後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聯儲依然“距離考慮加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一問題目前還沒有出現在我們的雷達螢幕上”。 然而,自那之後到現在,一系列新的經濟指標出爐,顯示局面又有了新的發展,比如連續呈現強勢的就業報告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例子。在這種情況下,聯儲也就面對著新的壓力,很可能不得不在下一次,即9月21日至22日的政策會議對縮減何時開始的問題給予更大的關注,也許,再下一次11月的會議之後,縮減就真的要進入倒計時了。 上周,芝加哥聯儲行長埃文斯(Charles Evans)在一次與記者召開的線上圓桌會議上表示:“在我看來,我們不久後就將走到那個取得重大進一步進展的節點上……也許就在今年晚些時候。” 同樣在上周,波士頓聯儲行長羅森格倫(Eric Rosengren)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他預計到9月21日至22日的政策會議召開時,就業增長數字就將取得足夠的進展,滿足了削減購債操作力度的要求。“今年秋季的某個時候,潛在的縮減的基礎就將打好,當然,這一假設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建立在一個重大前提之下的,即,德爾塔變種病毒和其他變種病毒不會對勞動力市場復蘇的速度造成很大的實質性影響。” 羅森格倫表示,他的希望是,如果經濟能夠持續增長,“我們就可以在明年年中前後完成整個縮減計畫”。 上一次,聯儲要對他們的債券購買計畫進行縮減時,態度是高度謹慎的,而且按照預訂安排,整個過程將是小心翼翼地循序漸進,歷時將超過十個月。不過,需要指出的是,2013年,聯儲宣佈將很快啟動縮減進程的時候,美國經濟要比現在疲軟不少,失業率要來得更高,通貨膨脹也要來得更低。 當時,聯儲官員們必須高度謹慎,另外一個原因也在於,這一年的年中,時任聯儲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對市場吹風,稱他們可能會迅速縮減購債操作力度,結果是,長期國債收益率應聲飆漲,整個市場陷入了一片混亂,被時人稱作是“縮減恐慌”的一幕就此上演。 現在,聯儲發現,他們所處的環境和幾年前的當初已經有了很大的差異。美國經濟當前正在迅速增長。失業率比當年也要低得多,到7月時已經來到了5.4%的水準。與此同時,通貨膨脹則比當年要猛烈不少。今年以來,雖然美國央行已經多次討論縮減債券購買計畫的問題,但是債券收益率大方向卻是持續走低的。 資產購買計畫的初衷,是為了通過購買債券來壓低長期利率,進而刺激借貸和消費行為,以此來達到刺激經濟的目的。不久之前,波士頓聯儲行長羅森伯格曾經指出,這一計畫很可能正在接近回報率逐漸衰減的節點,近期住宅價格的暴漲勢頭就是個證據。“如果住宅建設所需的各種原材料無法就位,如果建築工人無法回到施工現場,那麼,儘管我們確實幫助提升了住宅需求,這對於我們達成自己充分就業方面的使命也難以提供什麼實質性幫助——可是與此同時,住宅價格卻在上漲,比在不進行刺激的正常情況下的合理水準高出了許多。” 達拉斯聯儲行長卡普蘭(Robert Kaplan)也持有類似的觀點。“這些資產購買行動,從設計初衷上是為了刺激需求,但是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根本也不是什麼需求問題。”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解釋說,“當初,在大衰退之後,我們確實曾經面對需求問題,而現在卻截然不同。正因為如此,我其實並不認為現在應該重新使用2009年到2013年期間的劇本。” 其他的一些聯儲官員則表示,大家應該拿出更充分的耐心來。比如,聯儲歷史布萊恩納德(Lael Brainard)上個月就曾經表示,她希望首先看到9月的就業數字,再做下一步的頂多,而她要獲知這一數字,至少也要等到10月上旬了。換言之,從她的立場出發,聯儲想要就縮減問題做出真正意義上的決定,最早也是11月2日至3日那次政策會議時的事情了。 三藩市聯儲行長戴利(Mary Daly)在上周接受採訪時表態說,她認為,要在“今年晚些時候,或者也許是明年”進行縮減,現實經濟正常情況下還是能夠給予充分支持的。她還補充道,目前看去,勞動力市場是“真的強勢——而且還在變得越發強勢”。 至於聯儲到底該以怎樣的速度逐步退出目前的購債操作,戴利表示,現在就談論這些還為時過早。“這些尚未有明確的決定。” 同樣,芝加哥聯儲行長埃文斯也沒有說明他覺得聯儲應該以怎樣的具體速度來執行購債操作力度縮減。他個人的預期是,通貨膨脹率在明年年底之前就將回落到2%的水準,而這就意味著,聯儲其實沒有必要那麼著急去退出貨幣政策刺激操作。 “我個人的具體看法是,我們真正的挑戰是在於,對於通貨膨脹率將會在不久後來到2%、2.1%或者2.2%這種讓人安心的水準的預期,我們到底有多大的信心?”埃文斯分析道,“如果其他人更加傾向於確信,通貨膨脹率其實將會持續走高,在那種情況下……更快速地進行縮減就將是正確的選項。” 更加具體地來說,在聯儲目前所購買的債券當中,國債和抵押債券的縮減是否會同步進行,也還遠沒有確定。 波士頓聯儲行長羅森格倫表示,他更願意選擇每月等量減少兩種債券購買額度的方法。由於目前,聯儲每月購入的國債規模要相當於抵押債券規模的兩倍,羅森格倫青睞的方法也就意味著,在國債購買縮減進程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抵押債券購買操作就將徹底結束。 達拉斯聯儲行長卡普蘭表示,他希望兩種債券都能夠以八個月的時間,同步完成整個縮減進程,而這就意味著每個月減少購入100億美元的國債和50億美元的抵押債券。“在我看來,這才是最為審慎的前進路徑——儘快開始,循序漸進。至少我認為,循序漸進是意味著八個月的時間。” 聖路易斯聯儲行長布拉德(James Bullard)說,他希望的是,在10月就開始逐步減少資產購買額度,在明年3月完成整個計畫。他的設定之下,縮減的路徑是每個月減少購買200億美元的國債和100億美元的抵押債券。與此同時,聯儲歷史沃勒(Christopher Waller)也提出了和布拉德大致類似的構想。 上周,接受媒體採訪時,布拉德表示,雖然他的選擇意味著“資產購買計畫的相對快速的退出”,但是在他看來,也只有如此,才能讓聯儲獲得更大的靈活性,來決定是否在明年晚些時候開始加息。在加息上面,“我可不希望我們動作過快,因為這可能帶來巨大的破壞,因此我認為,應該採用我建議的進程,這樣,在2022年當中,我們就可以獲得更大的選擇空間,來應對各種可能的局面”。 達拉斯聯儲行長卡普蘭也說,更快速地縮減資產購買計畫,就可能會讓聯儲得到更多餘裕,去盡可能地推遲加息的時間。“如果我們能夠在當前,或者是盡可能快速地讓貨幣政策轉向更加合適的立場,我們實際上就將獲得更大的靈活度,可以更加有耐心地去判斷未來如何對聯邦基金利率進行調整。” *本文來自華爾街觀察

2021-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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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 Taper 時間表日漸清晰:明年中或結束史詩級無限量 QE

根據近期美聯儲高官的公開演講和採訪對話,華爾街日報分析稱,美聯儲內部就縮減 QE 近乎達成一致:如果經濟繼續復蘇,美聯儲將在大約三個月內開始縮減 QE,一些官員推動在明年年中結束資產購買。 上述時間表,是當前美聯儲內部一些官員推崇的。在這樣的計畫下,如果未來經濟取得更快進步,失業快速下滑,通脹依然高企,美聯儲將可以更快地採取加息措施應對。 美聯儲在 7 月 FOMC 聲明中強調,經濟在就業和通脹目標方面取得進展,暗示向縮減 QE(Taper)所設的目標靠近,不過尚未達到觸發 Taper 的 " 充分就業和穩定物價取得實質性進一步進展 " 這一前提條件,未來幾次會議上將繼續評估進展。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會後的記者會上稱,美聯儲尚未就減碼 QE 的時間作出任何決定,也沒有針對這個話題給出特別的暗示,他還承認美聯儲內部對何時開始 Taper" 存在非常廣泛的看法 "。 不過在 7 月會議後美聯儲高官們的演講和對話中,有了許多關於 Taper 的線索,不乏偏鴿派官員支持年內縮減 QE: 美聯儲 " 二把手 " 意外震驚市場,表態偏鷹,他認為今年的財政刺激應該會讓美國經濟加快復蘇,如期達到美聯儲加息的條件,預計年底前宣佈縮減 QE,到明年末將能滿足加息的必要條件,2023 年或加息。 美聯儲理事佈雷納德表示,就業市場要達到美聯儲 Taper 的標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 9 月的數據來判斷就業市場的進展。高通脹很可能是暫時的,長期通脹預期不會被推高。 美聯儲理事沃勒認為,可能最早從 10 月開始就可以開啟 Taper。如果看到美國 8 月和 9 月連續強勁的就業報告,會同意收緊超級寬鬆的政策。 三藩市聯儲主席戴利表示,目前的經濟狀況應該支持在今年晚些時候或明年開始 Taper。 芝加哥聯儲主席 Evans 預計,可能在今年晚些時候,將看到 " 進一步的實質性進展 "。 明年 FOMC 票委、在聯儲收緊貨幣政策問題上已經 " 鴿轉鷹 " 的聖路易斯聯儲主席布拉德表示,縮減購債可能在今年秋季開啟,並在明年 3 月結束。這快於華爾街的主流預期。 今年票委、亞特蘭大聯儲主席博斯蒂克表示,如果就業增長再像 7 月非農一樣強勁一個月或者兩個月,那麼等於實現了朝著目標取得實質性進展,美聯儲就應該採取行動縮減資產購買,並且以比過去更快的速度推進縮減進程。 波士頓聯儲主席表示,今年秋天的某個時候可能 Taper,這取決於 Delta 病毒和其他新冠變體不會大幅削弱勞動力市場。如果經濟的強勁增長繼續下去,將在明年年中之前完成 Taper。 明年票委、堪薩斯城聯儲主席喬治稱,隨著經濟復蘇的進行,必須從非常規的寬鬆貨幣政策過渡到更加中性的環境,但政策也不應過於緊縮。 著名鷹派、達拉斯聯儲主席卡普蘭重申他支持縮減購債宜早不宜遲,希望縮減購債從今年 10 月開始,一直持續到明年 6 月。 由此可見,Taper 年內開始已成大概率事件。據路透的最新調查,9 月成為人們新的預期美聯儲宣佈縮減 QE 的時間窗口。瑞銀認為,當前與其猜測 Taper 時點,不如關注 Taper 節奏。 *本文來自全天候科技

2021-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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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億元“麻辣粉”,央行縮量續作有深意!

MLF操作如期落地。雖然縮量平價續作在市場預期之內,但細微變化之處仍可看出央行的種種深意。 人民銀行16日公告稱,考慮到金融機構可用7月下調存款準備金率釋放的部分流動性歸還8月到期中期借貸便利(MLF)等因素,開展6000億元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含對8月17日MLF到期的續做)和100億元逆回購操作,充分滿足金融機構流動性需求,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本期MLF操作中標利率為2.95%,維持前值不變。 在本周7000億元MLF到期和政府債供給放量的背景下,本期MLF操作被視作為觀察央行貨幣政策取向的重要窗口。 對於央行今日縮量平價續作,業內人士分析認為,MLF操作量高於市場預期,MLF操作利率保持不變,釋放出貨幣政策中性信號,體現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向。 縮量續作有深意 Wind數據顯示,8月MLF到期規模為7000億元。此前,市場普遍預期,央行會於今日操作4000億元至5000億元,並形成相應的中期流動性回籠。 對於本次MLF續作6000億元的規模,市場人士普遍認為操作量高於市場預期,體現了央行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的取向。 光大證券固收首席分析師張旭表示,當前1Y AAA級CD利率在2.65%左右,略低於2.95%的MLF利率,側面反映出當前時點銀行體系流動性是充裕的。 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人民銀行仍進行了較大規模的MLF操作,說明其充分滿足金融機構流動性需求,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的取向。 而對於央行本次MLF總體上為縮量續作的態勢,業內認為與降准後MLF和同業存單利率倒掛、以及7月降准資金可繼續用於置換8月到期部分MLF有關。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鐘正生表示,參考歷史經驗看,降准後MLF和同業存單利率倒掛時通常會縮量;而且,MLF和同業存單利率倒掛,全額續作反而不利於銀行降低資金成本。 “當前1年期MLF和1年期同業存單的利率倒掛30bp,除去年疫情期間外,利差處於較低水準,這與全面降准釋放了低成本資金有一定關係。”鐘正生稱,2019年1月、9月,2020年4月至6月,在降准後MLF和同業存單利率倒掛,MLF+TMLF都是縮量續作的。 此外,鐘正生還表示,MLF和同業存單利率倒掛,MLF又不具備降息基礎,若等額續作,反而不利於銀行降低資金成本,進而不利於銀行進一步“輸血”實體經濟。 明明團隊表示,8月份MLF到期後縮量續作的原因在於:其一,7月全面降准置換的MLF 規模後是歷次降准置換MLF規模最少的,且MLF餘額仍然維持高位,預計後續還有置換的空間;其二,當前存單利率已大幅偏離MLF操作利率。回顧歷史,當利差處於低位的時候,央行主要以縮量續作MLF為主,因而央行會維持MLF利率作為同業存單的定價錨。 “如果央行只是續作一部分MLF,另外一部分MLF到期的資金缺口通過降准去補充,這是對市場最好的情況。”江海證券分析師屈慶對記者說,這等於是用更便宜的資金替換了MLF的成本。而降准置換的MLF額度越多,銀行拿到的基礎貨幣的成本就越低。如果央行只是續作一部分MLF,其他的資金缺口不用其他工具來對沖,那麼意味著銀行需要發行更多NCD來補充流動性缺口,NCD利率也會朝著2.95%去靠近。 MLF利率不變釋放穩健信號 作為政策利率“風向標”,今日開展的MLF利率和公開市場逆回購利率均“按兵不動”。而自去年4月以來,MLF操作利率已連續第16個月保持不變。業內人士認為,這釋放出貨幣政策中性信號,體現貨幣政策“穩”字當頭。 不少市場人士注意到,儘管超儲率近期上行、安全墊有所增厚,但政府債券融資疊加繳稅因素,仍可能形成流動性缺口。光大證券研究所首席銀行業分析師王一峰表示,根據發行計畫,本周政府債券計畫發行5512億元,到期1436億元,預計淨融資將達4076億元,創2020年9月份以來單周新高。加之繳稅因素,基礎貨幣缺口較大。 王一峰稱,在7月份降准呵護之下,測算7月末超儲率或已上行至1.5%以上,銀行間市場流動性的儲量能夠起到緩衝作用。但預計8月淨融資規模大致維持在1萬億元左右。特別是對於8月下半月,料單周淨融資規模維持在3000億元以上,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機構“欠配”壓力,屆時利率或將有所承壓。 從近期資金市場的利率表現看,上周資金面有所收緊,但整體保持平穩。上周五,DR007和R007分別收於2.19%、2.21%,接近政策利率水準。 央行最新發佈的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指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准、合理適度,穩字當頭,堅持實施正常的貨幣政策,搞好跨週期政策設計。 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還以專欄形式強調構建貨幣政策預期管理機制是健全現代貨幣政策框架的重要一環。同時提到,完善常態化貨幣政策溝通機制,促進市場形成穩定預期。貨幣政策的預期管理頻率逐步固定,形成每日連續開展公開市場操作,每月月中固定時間開展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的慣例,並提前發佈有關操作安排,穩定市場預期。 王一峰說,在此情況下,預計央行有望採取小幅縮量續作MLF+OMO放量的方式進行對沖。後續,OMO可能會結束每日100億元模式,適度加大投放力度。 王一峰稱,後續宏觀調控政策將更加側重於財政發力,央行會在適當時點予以對沖,但不宜期待貨幣政策的過度寬鬆,2.8%或已成為本輪10Y國債利率下行的“底部”。 “7天逆回購和1年期MLF兩者的利率作為政策利率,在貨幣市場上的引導作用將會繼續被強化。”鐘正生說。 鑒於本次MLF操作利率不變,不少分析人士認為,本月LPR大概率仍將“原地踏步”。王一峰認為,預計8月LPR報價繼續維持不變。因為考慮銀行體系核心存款成本利率依然承壓的現狀。若8月MLF利率維持不變,銀行綜合負債成本壓力難以明顯下降,LPR報價也將繼續維持不變。 *本文來自上海證券報

2021-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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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市場央行再現“加息潮”

今年以來,在經濟逐步復蘇通脹快速回歸的背景下,不少新興市場央行開啟了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近期,隨著美聯儲政策信號由“鴿”派轉“鷹”派,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可能性上升。部分新興市場央行為了提防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收緊的外溢效應,掀起了新一輪的“加息潮”。 自上月以來,智利、巴西、俄羅斯和墨西哥等新興市場經濟體先後上調利率。 當地時間8月4日,巴西央行宣佈加息100個基點,關鍵利率將從4.25%上調至5.25%。這是巴西央行今年以來連續第4次加息,此前3次加息幅度均為75個基點,最新的這次加息更是創下2003年以來最大的單次加息幅度。巴西央行預計,下次會議還將按同樣的幅度加息。 7月23日,俄羅斯央行將基準利率提升100個基點至6.5%,這次加息幅度是2014年盧布危機以來最大的一次。在本次加息後,俄羅斯央行年內已加息4次,累計加息225個基點。 智利央行和墨西哥央行也在近兩個月中完成了3年來的首次加息,分別將利率上調25個百分點。 消費需求反彈,但與經濟復蘇相伴而生的是高通脹,這是促使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搶跑”加息的主要原因。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的《2021年第二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稱,“疫情發生期間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實施超寬鬆貨幣政策,流動性極度充裕,貨幣大幅增長,同時全球經濟復蘇表現出需求回暖階段性快於供給恢復,晶片持續短缺、運費屢創新高,給大宗商品和耐用品價格帶來較大上漲壓力。”可以看到,全球通脹水準短期上升已成事實。 事實上,在截至今年6月的12個月裏,巴西通脹率已超過8%,是官方設定的2021年通脹目標3.75%的兩倍多;俄羅斯央行預測,今年的同比通脹率將在5.7%至6.2%,遠遠高於央行4%的目標,隨後在2022年會回落至4%至4.5%,並在2023年進一步回落至4%;墨西哥通脹目標為3%,但今年4月就觸及了近6.1%的歷史峰值,此後始終徘徊在這一水準附近。 和發達經濟體不同的是,新興市場經濟體通常“等不起”。即使是短暫的通脹也會嚴重影響其貨幣的幣值,並損害公司和家庭償還債務(通常以美元或歐元計價)的能力。 此外,隨著歐美發達國家進入經濟復蘇後半場,不少美聯儲官員近期都在向“鷹”派方向轉變,這也加大了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政策壓力。從歷史數據來看,美聯儲貨幣政策溢出效應對新興市場經濟體造成的負面影響尤為明顯。危機發生時,美聯儲通過極其寬鬆的貨幣政策救市,其實也是把本國調整的成本轉移給其他國家。在經歷了短期資本流入、本幣升值、資產價格上升與杠杆率攀升後,新興市場經濟體隨著美聯儲重返貨幣政策正常化軌道將面臨新挑戰。 美聯儲的大規模量化寬鬆(QE)政策往往會導致資金加速流入新興市場。在美聯儲降息壓低短期利率或者通過QE壓低長期利率時,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央行也會跟隨降息。但因為考慮本國通脹等原因,其力度往往小於美聯儲,因而增大了兩國利差。美聯儲的寬鬆政策降低了美元匯率以及借貸成本,美國資本會借美元投資到相對利率更高的發展中國家,以尋求更高回報。中國銀行研究院發佈的數據顯示,2020年10月至2020年11月,由於美聯儲貨幣政策釋放流動性空前加大,加之部分國家和地區疫情狀況出現改善,帶動證券組合投資快速流向新興市場經濟體。美聯儲寬鬆貨幣政策帶動投資者青睞新興市場經濟體證券組合投資,以彌補美國資產較低的回報率。 然而,隨著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的到來,利率上升將使得此前流入新興市場的資本大規模外逃。國際金融協會(IIF)數據顯示,7月新興市場投資組合淨外資流入大幅放緩,淨流入新興市場股票和債券投資組合的外國資金減少至77億美元。IIF表示,這主要是因為投資者受到美聯儲“鷹”派立場以及監管政策等因素打擊,令資金大量流出新興市場股市。7月,新興市場股市流出105億美元,為10個月來最差數據。此外,MSCI新興市場指數目前已比2月中旬的峰值低逾7%。中國人民銀行報告表示,未來若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步伐加快,可能引發金融市場估值調整,增大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資本流出和匯率貶值壓力,債務償付和再融資風險上升。 在多重風險下,加息成了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共同選擇。中國銀行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趙雪情在接受《金融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部分相對脆弱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貨幣政策困境,不得不從根本上轉向。提前轉向,會危害經濟復蘇進程,但轉向“滯後”同樣面臨通脹以及金融震盪的危害。全球經濟正在復蘇,但面臨分化風險。新興市場經濟體在疫情防控、財政貨幣政策、融資能力等方面空間有限,與發達經濟體的復蘇節奏及動能存在差距。同時,新興市場之間的差距也在拉大,中國為代表的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更具韌性,但另一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在經濟結構、對外依賴度、國際收支等方面存在較大短板,會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 不過,雖然發達經濟體政策轉向對新興市場的影響不可避免,但市場分析師普遍認為,近年來新興市場經濟體更強勁的經常帳戶餘額以及外匯儲備增長,有利於他們抵禦可能發生的國際市場外部衝擊。IIF以外債、經常帳戶赤字和國際直接投資相對外匯儲備的比例來衡量新興市場的經濟脆弱性發現,大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都比2013年時更為健康。彼時遭受衝擊最為嚴重的南非、巴西、印度、印尼和土耳其,目前的經常帳戶赤字平均占GDP的0.4%,大幅低於2013年的4.4%。 整體而言,新興市場經濟體情況好於2013年,大概率不會重現“縮減恐慌”。 *本文來自金融時報

202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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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升:香港IPO申请创新高,上市咨询数量激增

港交所CEO歐冠升,昨日(8月11日)主持上任後首個港交所業績發佈會。 歐冠升表示,港交所今年取得歷來最佳半年度表現。在新股市場暢旺、市場交投活躍及滬深港通的強勁增長帶動下,期內收入及盈利皆創出新高。雖然未來宏觀環境挑戰重重,但我們會沉著應對,繼續致力提升市場吸引力,回應客戶所需,推動業務穩步向前。香港交易所將會繼續砥礪前行,昂然迎接挑戰、擁抱機遇。 上半年表現喜人 今年上半年,港交所共迎來46只新股在香港上市,包括4家生物科技公司、4家來港作第二上市的發行人、3家採用不同投票權架構的公司。前六個月IPO募資總額達2,120億(港元,下同),為去年同期的兩倍多。 今年上半年,日均成交額打破半年度紀錄,高達1,882億元,按年升逾六成,港交所上半年盈利按年增長26.31%至66.1億元,創半年度新高。不過,第二季度港股較為疲弱,港交所第二季盈利按年減少6.76%至27.7億元,按季跌27.86%,低於市場預期;收入按年增加3.77%至49.53億元,按季減少16.84%,其中主要業務收入按季跌16.8%至45.69億元。 200間企業正在排隊申請,越來越多諮詢香港IPO 近期內地、美國監管屢次出手收緊內地企業上市,赴美上市逾顯困難,可能有利於香港市場。例如,中國企業赴香港上市可能被豁免網路安全許可要求,而在美國上市就需要滿足這個要求;另外,美國也加強了對中國公司上市的審查,並讓一些中國大公司退市。 歐冠升在業績發佈會上指出,港交所目前有約200間企業正排隊IPO申請上市,等待發行數量「顯著而健康」。 隨著監管行動的開展,一些公司正在評估市場狀況和上市地點,而港交所收到越來越多關於香港上市的諮詢。 港交所會確保自身市場的吸引力,讓企業作出選擇,並依然相信資本、資訊自由流通是資本市場運作的最佳方式。 歐冠升指,上市新規已推行三年,新經濟醫療及資訊科技業集資額增長強勁,其中新經濟公司由2018年占整體交投量的4%,增至今年30%。此外,香港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市場,相信未來除內地外,會越來越多東南亞及其他地區的生物科技公司願意來香港上市。 香港市場十分具有韌力 相關監管消息帶來市場波動,令港股的交投量曾一度大增,但資本市場中長期發展需具有穩定環境,相信在相關的監管消息被投資者消化後,市場會回復正常情況。 歐冠升認為,內地監管互聯網行業與其他國家沒有太大分別,各地也在尋找監管新經濟行業的最佳方式。歐冠升又指,難以估計不同地緣政策影響,但認為過去兩年香港處於艱難期,港交所日均成交累升兩倍,香港市場十分具有韌力,也相信香港市場韌力可持續。 即將公佈SPAC上市諮詢,繼續研究、改善來香港上市方式 港交所將於今年秋季公佈潛在的SPAC(特殊目的收購公司)上市機制,將有助於增加赴港上市企業數量。歐冠升表示,港交所、香港證監會將在「幾周後」就SPAC上市機制徵詢市場意見,目的是提供高質量同時做好投資者保護的上市框架。 歐冠升指未來將著重持續優化市場微結構,以及繼續研究改善和簡化海外發行人來港上市方式。他表示擬推動業務創新,如運用技術方案推動市場結構現代化,例如FINI、 Synapse,持續改良上市制度,作為企業上市選擇地,開發多元化的產品,覆蓋不同資產類別。歐冠升續指,擬探索疫後全球發展大趨勢,例如ESG、大數據及另類資產類別。 歐冠升也提出,港交所需組織架構調整,讓交易所能進一步與客戶合作共贏,提升營運、技術及人員質素,透過合作、創新及賦權,提升問責和業績,同時投資人才、技能及科技。 就有關股票印花稅正式上調的問題,歐冠升表示,理解政府有需要增加收入,但日後會繼續通過不同的方法確保本港股市維持效率及競爭力,並會與政府商討尋求其他降低交易成本的方法。他又指,由於股票印花稅剛上調,現仍需時觀察對業務的影響。 中國資本市場未來可期,有望增至100萬億美元 歐冠升表示,中國資本市場未來10年可增長至100萬億美元,對上海、深圳、香港以至深圳都有金融發展機會。他補充,所指的資本市場包括股市、債市,而中國GDP十年後可望達30萬億美元,以資本市場約為GDP的3倍計算,認為估算合理。 據港交所、WIND數據,港股總市值約47.7萬億港元、深滬A股總市值81.3萬億元人民幣,而內地債市總存量約122萬億元人民幣,三者合計折合約37.5萬億美元。 展望未來 展望未來,歐冠升稱,港交所2021年上半年平均每日成交金額創新高,滬深港通持續向好,成為重要的收益來源,而香港新股市場勢頭強勢,疫苗接種率持續上升,前景可望審慎樂觀。不過,低息環境持續對投資收益不利,而港交所會繼續穩步落實戰略、審慎管理成本、投資科技發展、妥善管理人才與風險,秉承以客為本的宗旨。 歐冠升表示,從上任到現在,依然相信港交所不用重大改變現有發展策略,「立足中國」繼續是核心優勢,為內地企業的高速增長提供融資支持、滿足中國境內尚未開發的龐大資金的投資需求,爭取優化及拓展滬深港通及債券通、探索快速發展的中國資本市場(包括大灣區)價值鏈上各個環節所潛藏的新機。 歐冠升表示,宏觀環境上,全球地緣政治局勢仍然複雜及不明朗,市場需要更多的互聯互通,而香港將繼續擔當國際金融中心及「超級聯繫人」的重要 角色。全球投資者投資亞洲及中國比例不斷提高,但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本文來自格隆匯

202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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